琳达·博南诺 女 67岁 肠易激综合征
第一次见到琳达·博南诺时，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带我参观了她的小公寓。这间公寓位于马萨诸塞州梅休因市，离高速公路很近。公寓虽小，但很整洁，房间内摆放着很多带框架的照片、香熏蜡烛，还有满眼的绿色壁纸，桌上放着茶具和杏仁饼干。虽然琳达·博南诺已经67岁了，但是她看起来像年轻人一样，拥有一头浓密的褐色短发，不时发出少女般的笑声。她告诉我：“别人都认为我的头发是染的，但其实并不是。”她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直到我尝了一块杏仁饼干后才在我对面坐下，给我讲述她与肠易激综合征的斗争史。
她的语速很快。她说自己第一次发作是在20多年前。那年，她经营了23年的婚姻破碎。她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理发师，但她却在一家工厂上班，操作机器制造手术刀片，每周还要花60个小时与前夫打离婚官司，此外，还要照顾她4个孩子中年幼的两个。她说：“那时的我，如同生活在地狱里。”在离婚的那一年中，她开始遭受腹痛、腹泻和腹胀的折磨。
自那以后，每当她压力大时，这些不适就会接踵而至。后来，她从工厂下岗，她们的工作被外包给墨西哥。她参加了医疗助理师培训，希望能找到一份按摩师的工作。培训合格后，她却发现没有相应的招聘岗位。最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但肠易激综合征带来的痛苦却又使她不得不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工作。
肠易激综合征还毁掉了她的社交生活。她说：“症状严重时，我甚至无法迈出家门。我在痛苦中煎熬，一整天都离不开厕所。”即使买东西，也必须选择离厕所较近的商店（她对附近厕所的位置了如指掌）。她说：“这就是我20年来所过的生活，真的不堪回首。”现在，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她不得不与这种生活方式抗衡。她的母亲独居，而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住在养老院。她的弟弟死在越南，孪生姐姐在18年前因癌症去世，她是唯一一个能照顾父母的人了。
说到这里，她的脸开始有了光彩，她说：“不过，我会去旅行，去英国，做一切我喜欢的事。”这让我有些云里雾里，直到突然意识到她在谈论谷歌地图。我很好奇，她随即带我来到她的电脑旁，电脑被放置在一张夹在沙发和微波炉之间的桌子上。她打开谷歌地图，迅速找到了位于伦敦的白金汉宫。
很显然，琳达在这座宫殿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她对宫殿的布局如数家珍，她将图片放大，试图透过窗户欣赏宫殿内的景色，然后又很快地跳转到宫殿后方，观赏私人花园。除了白金汉宫以外，她还喜欢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阿鲁巴和位于美国的名品购物街罗迪欧大道。有时，她还会在地图上找到一些退休后搬到肯塔基州或加利福尼亚州的老工友的住址。虽然由于身体和家庭原因，她永远无法去拜访他们，但却可以在地图上找到他们的所在。
这些年，琳达像其他许多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一样，辗转于各个医生的门诊，检测了过敏原和不耐受食物，并且努力戒掉了含谷蛋白和脂肪的食物，但是，她发现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她的症状并未减轻。直到有一天，她参加了一项由哈佛大学特德·卡普丘克教授主持的课题，这项课题足以颠覆人们对整个安慰剂研究领域的认识。
“这真的难以置信。”当我喝了一口茶，把第二块杏仁甜饼塞进嘴里时，琳达说道。因为肠胃病，她参加了一项临床试验。这项临床试验由哈佛大学的安东尼·伦博和特德·卡普丘克教授合作完成。试验开始时，伦博递给她一个装有胶囊的透明塑料药瓶，胶囊内部装有米色粉末。饱受多年肠易激综合征折磨的琳达，对能够尝试最新试验药物感到激动不已。然后伦博告诉她，这个药是没有药效成分的安慰剂。
琳达对安慰剂的所有了解源于她作为一名医疗助理时所接受的培训，她认为服用安慰剂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我说，来吧，看看这些糖丸是怎么起作用的？”她说，“但我还是做了他要求我做的一切，因为我对自己的病已经绝望了。”她把药瓶拿回家，一天服用两次。
“我只在第一天按时服药了，随后就把它忘了。”她说，然后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几天后，她发现自己的症状完全缓解了。“我觉得棒极了。没有痛苦，没有症状，没有不舒服。这东西竟然起作用了。”
在试验的3个星期里，琳达过上了生病前的正常生活。她可以吃想吃的东西，去想去的地方，而不用担心附近是否有厕所。她还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在橄榄园参加庆祝晚宴。然后，她开始害怕研究的结束。“当试验进行到第3周，我想，不，我不能离开这些药。”她恳求伦博给她更多的安慰剂，但他解释说，一旦试验结束，他便无法通过伦理批准给她开这些药物。试验结束后第3天，琳达的症状复发了。
琳达不是唯一从安慰剂中获益的患者。特德·卡普丘克的临床试验纳入了80例长期罹患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其中一半的患者接受了一个疗程的安慰剂治疗。医生告诉这些患者，尽管胶囊中没有有效成分，但它们可以通过身心调整、自我治愈过程来发挥作用。
“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特德·卡普丘克说。这项研究结果最终于2010年公之于众，研究发现，那些服用安慰剂的患者与未接受任何治疗的患者相比，症状显著改善。在一项纳入20例抑郁症女性患者的研究中，特德·卡普丘克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66例偏头痛患者的研究中，服用药物、安慰剂或未接受任何治疗的所有患者中头痛共发生了450次，安慰剂组患者与未接受任何治疗组相比，头痛发生率减少了30%，特德·卡普丘克说，“这个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
虽然现在琳达的症状再次复发，但人们对安慰剂效应却有了新的认识。担心欺骗患者是我们在治病过程中使用安慰剂的一大障碍，但特德·卡普丘克的研究表明安慰剂同样能够起到治疗作用。
“你知道我异于常人吗？”特德·卡普丘克教授双眼直视着我，我能感到这件事情让他十分自豪。“是的。”我回答。
特德·卡普丘克教授的家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条郁郁葱葱的小路上，他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如果你不了解他所经历的不寻常的过去，你就很难理解眼前这位哈佛大学教授的任何事情。而事实上，他特别的气场已经渗透到我们周围的每一个角落。
卡普丘克教授要求我进门时脱掉鞋子，之后为我递上了一杯伯爵红茶。屋内装饰十分典雅，摆放着各色家具，充满了当代艺术气息，木质的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客厅里陈列着巨大的黄铜茶壶，书架上摆满了一排排书籍，有烫金的中文精装书籍，也有像《犹太人的衣柜》（The Jewish Wardrobe）、《尼泊尔的蜂蜜猎人》（Honey Hunters of Nepal）等英文书。窗外是一座修剪整齐的小花园，浅绿色和粉红色搭配得和谐美好，相得益彰。
特德·卡普丘克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花白的头发上戴一顶黑色的无檐便帽，手上戴着几枚金戒指。我希望他能讲一讲自己的故事，讲一讲是什么引导他一步步走向今天的成就。他皱了皱眉，停顿了一会儿说，这一切开始于几十年前，那时他还是一个学生，准备前往亚洲学习传统中医。
对于这个决定，他将其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的疯狂。“我想做一些反帝国主义的事。”而且，他热衷于东方宗教和哲学。
在中国待了4年后，他获得了中医学位，然后回到美国，在剑桥开了一家小型针灸诊所。他诊治了各种各样的患者，这些患者中大部分患有慢性病，如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和呼吸系统等问题。但年复一年的工作使他对自己作为一名医治者的角色感到越来越不安。他看起来似乎十分擅长自己所做的事情，甚至有些过了。他看到很多患者不可思议地痊愈了，有时甚至在接受治疗前便不治而愈。
“我能够让那些患者在离开我的办公室时与进来时截然不同，”他说，“而这只是因为他们坐下来和我交谈了一番后，我写了一个处方。我对此很震惊，难道我有特异功能？这绝对不可能。”
特德·卡普丘克断定自己并没有超能力，而且，他认为患者病情的显著改善与他所开的药方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奇迹般地康复背后另有原因，而他对此颇感兴趣。
1998年，同样位于特德·卡普丘克诊所所在的那条街上的哈佛医学院准备招聘一位中医专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设立了一家研究中心，专门为替代和补充医学的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尽管与已有的研究癌症或遗传学等方面的国立研究中心相比，它的规模很小，但它有望成为哈佛大学研究经费的一个可靠的新来源。
“但那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懂中医或替代医疗，所以他们聘用了我。”特德·卡普丘克说。
然而，他没有直接研究中医，而是研究了安慰剂效应，看看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患者会不治而愈。那时，贝内德蒂主要对安慰剂效应的分子和力学感兴趣，而特德·卡普丘克关注的焦点则是人。他提出的问题主要围绕心理学和哲学展开。为什么治愈的期望会如此深刻地影响我们？安慰剂效应可以分解吗？我们所接受的安慰剂类型或医生对我们的态度等影响因素是否会影响治疗的效果？
在他的第一次试验中，特德·卡普丘克比较了假针灸和假药丸这两种不同的安慰剂在270名持续性臂痛的患者中的疗效。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这个研究没有任何意义，对比两种根本无效的疗法简直是无稽之谈。然而，特德·卡普丘克却真真切切地发现了二者的疗效差异。安慰剂针灸能够更有效地减少患者的痛苦，安慰剂药丸能更好地改善患者的睡眠。
这就是安慰剂效应存在的问题，它存在于各种试验中，虽然无法衡量却又无法完全避免，效应短暂而又飘忽不定。安慰剂效应的变化取决于安慰剂的类型，其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环境和文化中各不相同。例如，在一项研究溃疡药物的试验中，对安慰剂有反应的人的百分比在丹麦为59%，而巴西只有7%。同一种安慰剂可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也可以没有任何影响，这取决于它是怎么被应用的，而且这种影响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安慰剂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对其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认为它即便不是完全荒谬的，也有些不科学。
但它并非完全荒谬。特德·卡普丘克说，实际上，这些结果表明，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对安慰剂效应的了解是很落后的。当他到哈佛大学时，那里的专家告诉他，安慰剂效应是惰性物质所起的作用。这是一个普遍的观点，但特德·卡普丘克并不认同。他指出，根据定义，惰性物质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物质。
事实上，是我们对惰性物质的心理反应产生了所谓的安慰剂效应。无论是假针灸还是假药丸，其本身并不起任何作用。但患者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们，他们的症状就会产生相应不同的变化。
这个观点得到了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家丹·穆尔曼（Dan Moerman）的支持。在对安慰剂研究感兴趣之前，他研究的是北美土著居民中医生使用的草药方。他分析了那些溃疡试验。丹·穆尔曼认为，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是附着于各种治疗方法上的象征性意义，而非治疗手段本身。这种象征性意义与治疗紧密相关，治疗手段本身可以是任何有效或无效的疗法，形式也并不局限。他想把安慰剂效应的说法改为“象征性意义效应”，但未被广泛接受。
在一次电话采访中，穆尔曼向我提及贝内德蒂的一项关于给从手术中苏醒的患者静脉滴注止痛药物的研究。一组患者由医生给药，医生会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另一组患者秘密地接受药物注射，由计算机操控。穆尔曼说：“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言语。”然而，这种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力量是惊人的。经由医生之手获得药物的患者中，有50%的人疼痛得到了缓解。这项研究包括4种不同的药物，4种药物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我根本看不到任何安慰剂，”穆尔曼说，“我看到的是穿着特定制服的临床医生。”他认为我们应该看看那些除药物之外使我们感觉更好的东西，比如白大褂、听诊器、闪闪发亮的医疗设备，而不是将目光仅局限在假药丸本身。
他还指出，过去30年中进行的抗抑郁药的临床试验中，药物治疗抑郁症的效果越来越明显，这其中也包含了安慰剂效应。穆尔曼把治疗效果的增强归因于媒体报道和广告，它们增强了大众关于抗抑郁药有效性的意识和信念。
美国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曾说，“每一本杂志上都有抗抑郁药的广告，而抑郁症患者可能会读到这些广告”“现在大家都知道药片能治愈抑郁症”。我们把重点放在安慰剂对个人的象征性意义上，而不是惰性治疗本身对人所起到的作用。这种突然转变的观点有着巨大的意义。
但是，当特德·卡普丘克问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是怎么看待他们服用的药丸时，他听到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信息。贯穿所有安慰剂效应的中心法则是，为了使它起作用，你必须相信你接受的是真正的治疗。在试验过程中，患者经常会体验到大量的安慰剂效应，他们可能在药物治疗组，也可能在安慰剂组。科学家一直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忘记了他们可能在安慰剂组。然而，特德·卡普丘克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说：“受试者们在双盲试验(1)中快要被逼疯了。每个人都担心自己是否在服用安慰剂。这个问题每天都困扰着他们。”
那为什么他们还能体验安慰剂效应呢？他提出了最大胆和最特立独行的想法。
有一天，邮递员敲门，当我打开门时，他递给我一个标有“易碎品”，看起来像儿童玩具的黑色硬纸板。我打开硬纸板，发现泡沫包装里面有一个透明的塑料小药瓶，药瓶里装满了蓝色和白色的胶囊。瓶身的标签上写着：Metaplacebalin Relaxant Capsules，每日3次，每次口服1～2粒。这是我自己的安慰剂。
由于特德·卡普丘克为公开安慰剂标签的想法提供了科学支持，很快一些私营企业便开始在网络上销售安慰剂药品。谷歌快搜变成了安慰剂的世界。Aplacebo公司总部位于英国的切姆斯福德，该公司在官网上链接了特德·卡普丘克的研究成果。这家公司提供一系列的产品，包括空瓶子和为达到不同期望效果而用不同颜色包装的喷雾剂（自己加水），甚至是通过消息发送的虚拟安慰剂。
这类产品并不便宜，价格在10～25美元之间，但正如网站所指出的，研究表明，安慰剂费用越高，其起到的效果越好。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能地认为，治疗费用越高，效果越好。当我的胶囊被送来后，我把它们放在厨房的橱柜里，旁边是其他药物，它们看起来非常棒，明亮的糖果蓝色使得它们几乎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几周后的一天，我几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照顾两个生病的孩子，晚上终于把他们哄睡觉后，我便利用休息时间来工作，但偏头痛再次发作了。我打开厨房的橱柜，把药瓶拿出来。我不知道特德·卡普丘克的研究结果是否只是巧合，也不知道安慰剂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真的可以帮助我。
当然，医生和药物公司已经在使用安慰剂效应。正如贝内德蒂所进行的关于公开或秘密输注止痛药物的试验所显示的那样，每次获得药物，我们都会体验到安慰剂效应。最终获益其实是药物有效成分和安慰剂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药物，其效果几乎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化学成分，例如安慰剂他汀类药物对胆固醇水平的影响就不大。而另一些药物，例如抗抑郁药这种主要针对精神症状起作用的药物，其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化学成分。
利用安慰剂效应的一种方法是增强与我们服用的活性药物药效相关的安慰剂。安慰剂的一个问题是，它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起作用。但有很多设计方法可以使安慰剂在更多的人群中引起更强的安慰剂效应。研究表明，在给人们制造一个药物非常有效的印象后，这个有效的药物会产生更强的作用。
大药丸往往比小药丸更有效。例如，一次服2片药要比一次服1片药的效果好；一个有广为人知的品牌名称标记的药丸要比没有品牌名称标记的药丸效果好；彩色的药丸比白色的药丸更有效，虽然哪种颜色最有效取决于你试图创造的安慰剂效果。蓝色药丸有助于睡眠，而红色药丸有助于缓解疼痛，绿色药丸则对焦虑最有效。干预的类型也很重要：治疗手段越剧烈，安慰剂效应就越大。通常，外科手术比静脉注射效果好，静脉注射优于胶囊，胶囊优于药丸。
文化的差异强调任何影响并不依赖于安慰剂本身，而是取决于它们在我们眼中所象征的意义。例如，蓝色药丸通常被认为有助于改善睡眠，但对于意大利男性来说，却具有相反的作用。这是因为，蓝色是他们国家足球队的颜色，他们觉得蓝色能够使他们振奋，而不是放松。在美国，注射剂比药丸的安慰剂效应强，但在欧洲却不是这样，那里的人们有很强的文化信仰，他们相信药丸的效果更好。
安慰剂是多么令人惊喜的东西啊，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安慰剂令人信服的机制。我们有意地服用无药效的药丸，来激发我们的精神，解决诸如抑郁症、高血压、消化不良、疼痛或睡眠障碍等问题。
特德·卡普丘克表示他很喜欢这个观点：“我认为目前人们存在过度用药的问题。”他认为，患有疼痛或抑郁症等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来治疗的慢性病人群，最适合使用安慰剂，而使用的前提是，他们所服用的药物本身除了安慰剂作用之外并无其他作用。对于患有疼痛或抑郁症等类似慢性疾病的患者，他建议，在病情恶化而必须使用有活性成分的药物之前，患者可以试用一个疗程的安慰剂。
他不确定这个想法是否能够得到医生的认可。有时在讲座时他会问在场的医生听众，在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证明安慰剂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确实有效时，他们是否会为患者开具这些无药效的安慰剂。没有一个人举手。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埃德萨德·恩斯特教授就是这样一个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他主要研究的是替代医疗。他反对未经证实的医学治疗的使用，例如顺势疗法。他说，他反对使用“开放标签”的安慰剂，即使这被证实是有帮助的。
“我们应该始终结合有效的治疗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安慰剂效果。”他解释说。单独使用安慰剂可能意味着患者失去有效成分的治疗效果。
对于药物被证实有效的急性病症，这当然很有意义。如果我的儿子得了严重的感染，我需要给他用抗生素，而不是没有药效的假药丸。但是，特德·卡普丘克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疼痛、抑郁症或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单独使用安慰剂与使用有活性成分的药物相比同样有效。同时，单独使用安慰剂使人们免于受到诸如成瘾等药物不良反应的影响。“我希望未来的医疗观念能够有所转变，毕竟，大家都希望减少药物不良反应，”他说，“而且，不希望依赖药物治疗。”
西蒙·博林布鲁克 男 中年 莱姆病(2)
恩斯特曾反驳特德·卡普丘克说，我们很少会遇到无药可用的情况，即使在药物无效时，患者仍然可以采用其他治疗方法，例如物理疗法或认知行为疗法。但是特德·卡普丘克对安慰剂效应的信赖与西蒙·博林布鲁克一致。西蒙·博林布鲁克是来自埃塞克斯郡的情报分析员，同时也是Aplacebo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这家公司生产了我服用的胶囊。
当我问博林布鲁克为什么支持售卖惰性药物时，他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他在军队服役时被蜱咬伤了，当时部队在北罗德西亚（如今的赞比亚）。回国后，他开始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包括头痛、疲劳、关节疼痛和肌肉疼痛。医生对此感到不解。等到他的病情被诊断为莱姆病时，感染已经扩散到他的神经系统，而且他的神经系统已经被损坏得无法医治。
博林布鲁克坐在轮椅上，神经火烧火燎地疼痛。他说：“我的神经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我很难分辨东西是热还是冷。做饭或洗澡时，我必须小心我所接触到的物体，因为我不确定它们是否会烫伤我。”
医生给他开了多种药物来缓解他的症状，他曾一次服用包括止痛药、抗抑郁药在内的9种不同的药物，他说，虽然这些药物可以暂时缓解疼痛，但是药物本身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药物的不良反应使得他的情绪极易产生剧烈波动。“我产生了自杀和杀人的倾向，”他说，“我不是一个正常人了。”
受到安慰剂研究的鼓励，他决定戒掉这些药物，即用他自制的惰性药丸慢慢地取代这些药物。他说，他现在几乎不再摄入拥有有效成分的活性药物。当我问他使用安慰剂控制疼痛与使用止痛药控制疼痛产生的效果是否一样时，博林布鲁克想了一会儿，随后说：“对我来说，安慰剂效应似乎更有效。”
现在，他和一个朋友共同经营Aplacebo公司，在线销售安慰剂。他发给我的胶囊除了内部是空的，其他方面和传统的药物一样。这个商标设计得很巧妙，用术语为我们创造一个有效的、科学的药物印象，同时还有一个严格遵从用药说明的提醒，安慰剂的成分包括：氮、氧、氩、二氧化碳等，尽管它所列出的这些成分都是空气的化学组成成分，但仍然看起来非常像高科技。
尽管安慰剂具有令人信服的外表，但是我很难想象，人们会花辛苦赚来的钱去买这些已经公开承认没有任何作用的东西。销售安慰剂真的存在重大商机吗？博林布鲁克说：“在某种程度上，Aplacebo公司开始于一个玩笑，这是一种对我们自己的嘲讽，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他承认这个公司目前还没有大订单，但是他坚信，随着安慰剂有效的科学结果的逐渐积累，以及人们对安慰剂存在有效性的意识的不断增加，总有一天他的产品会流行起来。
回到厨房，我打开安慰剂药瓶，倒出两粒胶囊，靠着水槽站立，像每次吃在柜台买的非处方止痛药一样，一杯水把它咽下。我思考着贝内德蒂的研究，勾勒出他在意大利都灵市的地下实验室的画面，并且我尝试想象内啡肽充斥着我的大脑。然后，我静静地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事。
大约20分钟后，我的疼痛真的消失了。我的危机解除了，又重新开始了工作，并且感觉到浑身充满力量。我知道，我所需要做的是控制我的大脑思维。
毕比·哈吉拉中学位于阿富汗东北部塔洛甘，校园内到处是摇摇欲坠的破旧的泥砖建筑。这里的女学生穿着黑色长袍，头上戴着白色头巾。教学楼外面一棵大树下摆放着破烂的木质书桌，她们就在这里上课。2012年3月23日的早晨，课堂如平时一样进行，突然有人抱怨说闻到一阵恶臭。紧接着，一个接一个女学生开始感到虚弱、头晕目眩。几个小时内，100多名学生和老师住院。媒体播放的图片显示了医院外面的武装守卫和校园内的混乱场景。拥挤的病房里挤满了痛苦的女孩，她们费力地呼吸着，身旁的女性亲属则帮她们扇扇子，以促进空气流通，缓解她们的症状。
当地警署的发言人阿瑟尔确信自己知道谁是罪魁祸首。他这样对CNN说：“阿富汗的人民认为恐怖主义和塔利班正在做一些威胁女孩子的事情，以阻止她们上学。我们现在正在对阿富汗实行民主，我们希望女孩可以接受教育，但是政府的敌人不允许这件事发生。”
在之前的塔利班政权统治下，女孩被严厉禁止出现在学校，但是在2001年极端分子被驱逐后，阿富汗女性赢得了教育权这一基本权利。然而，到学校上学仍需要勇气。一些女同学遭受了塔利班的酸性物体的袭击。在被塔利班控制的地区，由于安全原因，上百所女子学校已被关闭。据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阿富汗父母把女孩子留在家里，以保护她们的安全。
这似乎是一次毒气攻击事件。这所学校所发生的这一事件是那一年阿富汗爆发的第6起类似事件。自2008年起，这个国家有22所学校超过1 600人在类似的情况下生病。这次中毒事件被认为是塔利班恐怖主义的一系列恐怖活动之一。阿富汗当局公布了一些证据，证明他们已经逮捕了犯罪嫌疑人，并且犯罪嫌疑人已经招供，并暗示受害者中已经有人因有毒气体或供水而死亡。与此同时，当地和国际媒体出示了令人震惊的图片：受害者被抬上担架并挂上点滴。
然而，这一症状持续时间很短暂，所有的女孩子都康复了。虽然数以百计的血液、尿液和体液被测试，但她们都健康地回来了。采访了这所学校的女孩和老师后，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发言说她们并没有中毒。这一事件，也许包括其他所有的一系列事件，都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
这警告了我们：安慰剂效应也有不利的一面。精神可能会产生对身体有益的影响，但同时它也可能带来消极的症状。这一现象的官方术语是“反安慰剂效应”，因为伦理，它并没有被过多地研究。但是根据我们对安慰剂生物学效应的了解，阿富汗女孩并没有伪装。害怕或相信这些女孩将会生病导致她们出现真正的身体症状，甚至造成一些人短暂地失去意识。
历史上也曾有类似事件的报道。17世纪马萨诸塞州萨勒姆市的巫医试验可能是由集体癔症引起的。更近的是1983年发生于约旦河西岸的女学生集体晕厥事件被归因于集体性食物中毒，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互相指责对方，直到官方调查得出结论，这些症状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两国才逐渐停止骂战。
反安慰剂效应甚至能够解释巫毒诅咒力量的作用机制。克利夫顿·米多尔是范德比尔特医学院的一名医学博士。他花了许多年记录反安慰剂效应的事例。在2005年出版的《无名的症状》（Symptoms of Unknown Origin）一书中，他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在80年前，一个亚拉巴马州人被巫术诅咒，这个不幸的人去看一名叫德雷顿·多尔蒂的医生。这名患者很瘦弱，看上去几乎快要死去。最终，无论这个医师说什么也丝毫不能动摇患者的信念：他即将死去。多尔蒂决定施用计谋。取得患者家属的同意后，他给这名患者一次强烈的催吐，然后悄悄地从他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只绿色的蜥蜴，假装这只蜥蜴是从患者身体里出来的。多尔蒂医生告诉患者，女巫利用魔法在他体内孵出蜥蜴，现在这只邪恶的动物已经从他体内取出来了，他将会痊愈的。最终，这名患者真的完全康复了。
感觉好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好我们无法确认多尔蒂这件充满戏剧性的事件的真实性，但是可以说明，这种影响不仅会在易受外界影响的女生或轻信巫术的受害者身上产生，任何人都可能受到其影响。某个人或某件事使你感到不舒服，这高度依赖于你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你的信仰。如果巫医诅咒你，你可能会笑，但如果电视新闻报道称附近有恐怖气体袭击，或者一名穿白大褂的医生说你将会死于癌症，你往往会认真对待所面临的威胁。
最近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发现，如果志愿者被告知（欺骗）自己暴露在强大的Wi–Fi辐射中，或吸入环境中的毒素，他们会出现身体不适的感觉。2007年，美国医生报告了一例病例，一名来自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岛的29岁男子，参加了一项抗抑郁药物的临床试验，而且对药物反应很好。然而，与女友争吵之后，他过量地服用了剩余的胶囊，结果心跳加速、血压明显降低，继而昏迷，并住进当地医院。在该患者加入试验组或安慰剂组的消息未到达之前，医务人员在4小时内给他输注了6升静脉液体，而后来传来的消息是该患者处于临床试验的安慰剂组，随后他的症状竟然在15分钟内就消失了。
事实上，当服用药物时，我们所体验的药物不良反应并不完全由药物本身导致，有时也受反安慰剂效应的影响。从抑郁症到乳腺癌的各种临床试验中，大约1/4的患者报告了不良反应，最常见的是疲劳、头痛和注意力不集中。这甚至会发生在安慰剂组。在一项研究中，意大利研究人员详细地讨论这一现象，他们随访了因心血管病而服用β受体阻滞剂阿替洛尔的96名男性患者，其中有部分人并不知道他们服用什么药，而另一些人则被告知这种药物可能导致勃起功能障碍，随后，两组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比例分别为3.1%和31.2%。这一结果表明，在常规的医学治疗中，会有多达1/3的患者在服用阿替洛尔后出现勃起功能障碍，因为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知道他们在服用什么药物，并且被警告服用此种药物会出现什么样的不良反应。但实际上在出现药物不良反应的患者中，只有1/10的病例是药物本身引起的，其余均是由患者的精神因素引发。
虽然反安慰剂效应可能有害，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反安慰剂效应非常有意义。尼古拉斯·汉弗莱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理论心理学家，他写了大量关于安慰剂和反安慰剂效应的论文。他认为如果我们看到其他人在旁边呕吐，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已经中毒，然后我们也会呕吐，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如果我们真的中毒了，那么这一举动就能够在早期挽救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中毒，那么也无所谓，因为呕吐并不会对我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头痛、头晕、晕倒这些症状可以作为预警信号，提示我们应该逃离危险的地方，同时提醒我们应及时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
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安慰剂效应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生物信息，它是由心理暗示触发所引起的，这表明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可能存在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我们意识到周围的环境存在的威胁越多，越容易出现这样的症状。如果暗示足够强大，反安慰剂效应可以在任何人身上被触发。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或者正如特德·卡普丘克提出的，这就如同当你处于遍布蛇的森林中时，你看到一根棍子，你的大脑却认为它是一条蛇。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积极的安慰剂效应，如果威胁、焦虑和消极的暗示能够诱发疼痛、恶心、呕吐的症状，那么相反，当我们感到安全或者自我感觉更好时，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会放下心理防卫，压制疼痛等负面症状。安慰剂正是以这种方式渗进我们脆弱的神经。
汉弗莱认为，不管是哪种医学治疗策略——假安慰剂、替代药物，抑或常规疗法，都能触发这些原始的大脑回路，让我们产生一种被爱、安全或病情好转的错觉。于是，我们觉得自己病好了。
特德·卡普丘克认为，这可能是琳达和其他受试者在已知自己服用的是没有药效的惰性药丸时仍出现安慰剂效应的原因。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有意识地期待安慰剂来帮助他们；另一种比这更深层次的原理是，当琳达拿到安东尼·伦博医生为她开的药时，“她实际上把医生带回家了”。他继续说道：“她把医生的关心和爱护都带回去了。”
有些人比别人更能体验到安慰剂效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出现的安慰剂效应也可能不同。这表明，与其他人相比，有些人天生消极症状的阈值比较高，但此阈值也可以根据其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而上下浮动，如果他认为自己在布满蛇的森林里，就像被塔利班威胁包围的阿富汗女生一样，或者像琳达一样在照顾孩子和轮班工作的同时，还要参与一场混乱的离婚大战，身体对生物警告信号（如疼痛）就会变得更加敏感。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会期待安慰剂通过消除我们的焦虑并使得消极症状的阈值增高，从而帮助我们战胜消极病症。当琳达参加安慰剂试验时，“她就像处于森林里的焦虑的人，”特德·卡普丘克说，“她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改变，进而减少了她的痛苦。她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关注她的痛苦了。”
2014年，由贝内德蒂主持的在罗萨高原进行的临床试验，其结果也支持这种观点，即在某些情况下，安慰剂效应通过清除原有的反安慰剂效应来发挥作用。76名学生参观了他的被积雪覆盖的实验室。这些学生中其中一组被警告严重头痛是高海拔的不良反应，最终，该组发生严重头痛的人数较没有被警告过的那一组要多，且程度更加剧烈。贝内德蒂发现，两组学生头痛的发生均有生物学原因，即与前列腺素水平增加有关，而前列腺素会导致血管扩张。
这是一个很好的反安慰剂效应的示范。在低氧条件下，大脑会产生前列腺素，作为自我保护机制的一部分，以便身体能够携带更多的氧气。那些担心头痛的学生的这一机制被放大了，他们的焦虑导致大脑比以前更谨慎，并采取额外的措施来保护自己。
当学生服用阿司匹林后，阿司匹林可降低体内前列腺素水平，从而缓解两组学生的头痛症状。但最有趣的结果发生在他们服用安慰剂阿司匹林后，安慰剂阿司匹林同样起效。不过，它的作用比真正的阿司匹林弱，而且只在事先被警告的那一组有效。贝内德蒂总结到，安慰剂仅在清除致使头痛发生的反安慰剂成分上有效。它通过缓解焦虑，使大脑减少前列腺素的产生。
贝内德蒂不知道这一原则是否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安慰剂反应，如果适用，这可能就被证明是“一种看待安慰剂的新方法”。这种安慰剂效应可能不会影响潜在的疾病进程。但无论我们的身体状态如何，它们都会提供一种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说明我们并不能总是相信所感受到的症状。
“我和我的药丸交谈，”人类学家丹·穆尔曼高兴地说，“我说，‘嘿，伙计们，我知道你们会干得很棒。’”他告诉我他的左膝疼痛，他使用这种方法来提高止痛药的效果，同时减少他服用药丸的量，现在他已经从2粒减到1粒了。
他认为我们如何服用药物和药物本身看起来像什么同等重要。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他和其他专家表明，我们能做的任何能提高我们对治疗的重视程度的事情，例如有效治疗或安慰剂治疗，都可能会提高我们所体验到的有益效果。
换句话说，不要随意地就把药丸扔到喉咙里。相反，你应该在服用药物时创造一种仪式。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的心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哈拉尔德·瓦拉赫（Harald Walach）建议，每天在同一时刻服用药物，即早晨洗漱完毕，或者祈祷、冥想时服用。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是英国赫尔大学的心理学家，他与特德·卡普丘克合作完成了肠易激综合征研究。他建议，在服用药物时必须尽可能地确定自己到底想要药物或安慰剂产生怎样的效果。“在想象中改善症状。”他对我说。
或者可以请求他人帮助你摆脱痛苦。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但是汉弗莱和穆尔曼等专家认为与自己照顾自己相比，接受别人的医疗帮助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安慰剂效应，因为它创造了更强的安全感。“虽然我认为对于我而言，和药丸交谈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做效果会更好。”穆尔曼说。
儿童特别适合这种类型的安慰剂效应。所有父母都知道，更多地亲吻孩子，绕着孩子擦伤的膝盖画心，在孩子出皮疹处擦上药膏，或给孩子喂一匙蜂蜜来减轻他的咳嗽等，可以对孩子的身体不适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它们含有很少或没有药用活性成分。
这对成年人似乎也有效。2008年，特德·卡普丘克公布了一项涉及262例患有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研究，这项临床试验只有安慰剂而不涉及有效治疗。试验中，第一组患者不接受任何治疗；第二组患者接受假针灸治疗，负责针灸治疗的医生很有礼貌但很冷酷，且从不与患者交谈；第三组同样接受假针灸治疗，但负责治疗的医生很温和，对患者也很关心，他们会与患者面对面地交谈45分钟，倾听他们的担忧并安慰他们。特德·卡普丘克知道针灸本身所带来的效果是什么，以及这些额外的临床护理所带来的改善究竟会发生什么。
在第一组内，28%的患者表示他们在试验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缓解，第二组中，44%的患者得到了充分缓解；而在接受假针灸同时得到充分情感护理的试验组中，这个比例高达62%，而之前任何关于肠易激综合征的药物试验都没有得到如此大的改善。
特德·卡普丘克这项研究及其他类似的研究强烈表明，安慰剂研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医患接触。如果一名情感治疗师使我们感到被关心且有安全感，而不是感到受到威胁，这本身就可以引起我们的身体发生生物学改变，从而缓解我们的症状。这就是早些年前，特德·卡普丘克诊所中一些患者不可思议地痊愈，甚至在接受治疗前不治而愈的原因，即医患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遗憾的是，由于预算和时间限制以及强调药物和物理治疗，医学界医患关系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医生与患者接触的时间可能不到10分钟，双方把开处方看得比进行一次长时间的令人安心的交谈更重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这个转变，特德·卡普丘克将其归咎于20世纪50年代医学上引入安慰剂对照试验。“在此之前，医生知道护理对他们的患者很重要，而且这是一种有效成分，”他说，“而现在变成了一堆数据和药物。”
现代医学对物理数据和客观检测手段的关注无疑促使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特德·卡普丘克认为，这也导致了医护人员对分子和生化途径的痴迷，而忽略了我们真实的感受。“现在，人们关注安慰剂唯一的原因是我们发现了安慰剂效应过程涉及一些神经递质，因为我的团队和其他很多团队利用神经影像发现了很多东西，”他说，“变得患者的主观感受不重要了。”
替代医疗填补了空白。顺势疗法等不包含有效成分的治疗方法在严谨的临床试验中并没有获益，它们基于的原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荒谬的，并没有任何实际治疗作用，但是通过长时间的个人就诊和情感关怀，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安慰剂效应。鉴于此，它们可能带来真正的缓解，特别是对一些用常规药物并不能取得较好治疗效果的慢性疾病。
所以，即使开具安慰剂处方不被认可，特德·卡普丘克也希望他的工作能引发人们对西方医学中恢复医生作为治疗者的重要性的广泛讨论。由此，我们可以从个人护理和已被科学证明的治疗中受益，而不是单纯地从一方面获益。“我们需要清楚，我们该如何管理药物，使它们更有效，使它们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更小。”他说。
显然，医生向患者说明药物的益处和不良反应会影响患者的反应，但也可以以更微妙的方式传递给患者。1985年进行的一项经典研究显示，拥有坚信药物有效信念的医生，无论他们给患者开具的是止痛药或安慰剂，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患者疼痛的症状，即使他们告诉患者的内容没有差别。
这种间接安慰剂效应依赖护理者的信念和态度，而非患者本身。这就是安慰剂效应会在儿童甚至是动物身上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前面所描述的桑德勒的分泌素研究中，父母的积极期望可能会影响他们自己的行为，反过来又促使孩子的症状得到真正的改善，例如琥珀项链可以舒缓宝宝出牙疼痛这种替代疗法就是通过安抚父母焦虑情绪从而实现的。
2012年，特德·卡普丘克成功地同时诱导了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他在患者面前迅速闪现不同的人脸，但患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闪现速度实在太快了。这证明，我们对于症状（如疼痛）的感知能力很容易受到潜意识的影响。“语言、凝视、冷静和肢体语言对于我们感知症状都是很重要的。”特德·卡普丘克说。尽管这些因素常常被医生所忽视，但他推测，这些关于安慰剂的研究正在饱受争议。
他是一位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但在我忘乎所以之前他提醒我，有许多事情单靠积极的期望无法实现。他说：“你改变不了疾病的潜在生理学，在任何研究中，我没有看到能做到这一点的。”我想，他强调安慰剂效应存在这些局限性是对的。感觉良好并不是意味着一切都好。许多疾病，如过敏、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或癌症，其潜在的生理学机制极其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影响表面的主观症状是不够的。我决定去德国，在那里，研究人员正将思想渗透到身体防线中来对抗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