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那间昏暗的办公室里，和对面的罗兹医生讲述着那一晚的事情。大雨倾盆而下，雨点紧密。我和欧文坐在黑暗的房中，听着大雨猛烈敲击着屋顶。我跟医生讲了我们是如何外出拾柴火的，我们还没跑进屋就被雨淋透了。“那个晚上，”我告诉她，“我跟欧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个晚上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会在这个小屋里和他一起。他并没有试图伤害我。”我解释道。我回忆起他用那双沉稳的黑眼睛看着我，说：“没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如果他们发现了，就会杀了我们。我和你都会死。”突然间，我有了一种归属感，不再像从前一样孤单一人。“他是在救我。”我说。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害怕。从那一刻起，我内心笃定。
我跟罗兹医生谈了那间小屋，谈了我们在那儿的生活，谈了欧文。“你爱他吗？”她问。我说我爱。我的双眼充满悲伤。医生从我们中间的茶几上拿了一张纸巾递给我，我接过纸巾，掩面哭泣。
“告诉我你的感受是什么，米娅。”她鼓励我继续说下去。我告诉她我很想念他，我希望我没有找回记忆，这样我就可以蒙在鼓里，对欧文的离去浑然不觉。
然而，事情其实要复杂得多。
有些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告诉医生。
我可以告诉她，悲伤夜以继日地缠绕着我，但我不能告诉她我的自责。是我把欧文留在那间小屋的，是我把枪放到他手里的。如果我早告诉他真相，那我们可以想出一个计划。我们可以一起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在最初的几分钟里，在最初的几天里，我太害怕，说不出口。我怕他可能会对我不利。而后来，我不告诉他真相是因为我担心那会改变我们的关系。
他是那个保护我免遭父亲和达尔马伤害的人，哪怕这一切全是假象，全是谎言。
我终其一生都在渴望一个可以照顾我的人，现在他来了。
我不打算放手。
我用手抚摩着不断变大的腹部，感受到婴儿在踢我。雾蒙蒙的窗外，夏天已经来了，热气和湿度让人觉得胸闷。很快孩子就会出生了，这是欧文留给我的纪念，我将不再孤单。
我脑海里有这样一个场景。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骄傲地带回家一份得A的读书报告，我妈妈把它贴到了冰箱上，用的是那年的圣诞礼物——一个摇摇晃晃的“快乐蜜蜂”吸铁石。我父亲回到家，看到了那份作业。他匆匆浏览了一遍，然后对我母亲说：“那个英语老师该被开除了，米娅都这个年纪了，还分不清那里和哪里。你觉得呢，夏娃？”他把那份作业当杯垫用了。在躲回房间前，我看到水渍渗到了报告纸张的纤维里。
当时我十二岁。
我回想起九月的那一天。我走进那家幽暗的酒吧。那是一个明媚的小阳春，但酒吧内很黑，几乎没有人。下午两点的酒吧的确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老顾客坐在自己的桌边，喝着纯波旁威士忌和小杯威士忌烈酒，借酒浇愁。这个地方狭小又黑暗，是一间砖砌建筑的角落单元房，一侧画着涂鸦。酒吧里的背景音乐是约翰尼·卡什的歌。我没有在自己住的街区，而是在西南的朗代尔。我环顾酒吧，发现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白人。吧台旁放着木质高脚凳，有几张凳子有些开裂，或者缺了横轴。后墙上摆满酒的玻璃架排成一行。空气里烟雾缭绕，一直袅袅升到天花板，把这个地方变得雾蒙蒙的，看不清晰。一把椅子撑开前门，但哪怕是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明媚的阳光和融融的暖意仍迟疑着不愿进到这屋里。酒保是一个留山羊胡的秃顶男人，冲我点点头，问我要喝什么。
我要了一杯啤酒，朝酒吧后面走去，走到一张紧邻男厕所的桌边。他告诉我他会在那里的。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几乎无法呼吸。他的眼睛像煤炭一样黑，皮肤颜色深且有弹性，像轮胎似的。他坐在一张板条靠背椅上，俯身喝着啤酒。他身着一件迷彩服外套，在这种天气里并没必要穿它。我自己的外套已经脱下，系在腰上。
我问他是不是达尔马，他看了我一会儿。那双如煤炭一般的眼睛仔细研究着我不安分的头发和眼神中的确信。他的目光打量着我的身体，打量着我穿的牛津布衬衫和牛仔裤，评估着我斜挎在身上的黑包和系在我腰上的短外套。
我这辈子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确信过。
他没有说他是不是达尔马，而是问我找他有什么事。他说话时声音很低沉，是个男低音，带着改不掉的非洲口音。我坐进他对面的椅子上，注意到他的体格比我要高大得多。我从包里拿出信封放在桌上，他伸手去拿，每只手都是我手的两倍大。他很黑，就像是最黑的黑熊，很强壮，仿佛长着虎鲸的鲸脂，是食物链最上层的捕食者。当他和我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时，他知道，他是食物链顶端的霸王，而我只是一株海藻。
他问他为什么要相信我，他怎么能确定他没有被当成傻瓜来戏弄？我鼓起一切勇气，直率地回答：“那我又怎么知道，你不会把我当傻瓜戏弄？”
他放肆地笑起来，看上去有点精神错乱，说：“啊，没错。但你看，这有个区别。没有人可以把达尔马当傻瓜戏弄。”
当时我就知道了，如果有任何事情出错，他会杀了我。
但我不允许自己害怕。
他拿出信封里的文件——这个证据我已经掌握了六周多，直到我知道要怎么处理它。告诉我母亲或者交给警察似乎太容易、太平常了。他需要更严重的惩罚，以牙还牙。取消律师资格并不足以抵消一个恶劣父亲犯的错，但损失一大笔现款、打破在公众面前的光辉形象就很接近了，至少比前一种更接近。
找到它并不容易，这是肯定的。我无意中在一个上锁的文件柜里发现了一些文件。那是某个深夜，他拉着我母亲去海军码头参加一个慈善晚宴，捐了五百美元支持一个非营利机构。该机构致力于增加贫困儿童受教育的机会，我觉得这极其荒谬——太可笑了——瞧瞧他是怎么看待我自己的职业道路的。
那天晚上我去了他们家，先乘坐紫线列车到林登，然后从那儿叫了出租车。我用电脑坏了做借口使母亲把她自己那台速度很慢的旧电脑借给了我，并建议我收拾个包在那儿住一晚。我说好吧，不过我当然是不会住下的。但是为了伪装，我还是收拾了一个包——这是偷走证据的绝佳方法。几小时后，我彻底搜查了我父亲的办公室，然后叫了辆出租车回到自己的公寓，打开了完全没有问题的电脑，找了私家侦探，把我的怀疑变成确切的证据。
我要找的并不是敲诈勒索、收取贿赂的证据，不完全是。我搜寻一切违法证据：偷税、伪造、伪证、骚扰，随便什么都行。但我找到的却是受贿的证据。那是三十五万美元转入海外账户的凭证，我父亲把它放在一个密封信封中，锁进文件柜里。而我幸运地从十几年前一个中国商人送给我父亲的古董茶叶罐里找到了钥匙：一把小小的、贵重的银钥匙，藏在散装茶叶里。
“这事要怎么办？”我问对面的那个男人——达尔马。我不知道到底要如何称呼他。他是一个职业杀手，干的终究是杀人越货的勾当。他的名字是一个做不光彩生意的邻居告诉我的。那个邻居曾不止一次触犯法律，警察会在半夜出现在他家公寓前。他住三楼，喜欢自吹自擂，爱在上楼的时候闲聊些自己的失当行为。第一次我和达尔马是电话沟通的——用拐角处的公共电话简单说了几句，然后安排了这次见面。他问我，我要他怎么杀死我的父亲。我说不，我们不打算杀他。我的计划是让他比死更痛苦。我要让他身败名裂，遭人轻视，我要抹黑他的名声，让他和那些被他送进牢里的下层人生活在一起。这对我父亲来说比死更糟糕，简直像是人间炼狱。
达尔马要和我四六分成，他六我四。我点点头，因为我没资格谈判。赎金的40％也是很大一笔钱，确切地说，是八万美元。对于我的那部分钱，我的想法是把它作为一笔不记名的捐款，送给我的学校。我在脑海里规划了大致的细节，提前做好准备。为了让事情看上去更真实，我不能就这么简单地消失。我需要为可能的后续调查留下证据：目击者、指纹、录像带等等。我不会问是谁，做些什么或什么时候。我需要有个意想不到的因素，这样在那一刻我自己的反应才会很自然——像一个绑架案中的惊恐女子。我在奥尔巴尼公园的西北部发现了一个无主的小公寓。我会藏在那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专业人士——达尔马和他的手下去做。至少我是这么计划的。我用达尔马给的预付现金事先支付了三个月房租，储存了瓶装水、罐头水果、冷冻肉和面包，这样我就无须离开。我买了纸巾和卫生纸，以及美术工具套装，这样我就不会冒险被人发现。一旦收到赎金，而且我父亲的肮脏行为也被人发现，那么这间奥尔巴尼公园中的破旧小公寓就将是我获救的地方。警察会在这里找到被捆绑着并堵住嘴的我，而绑匪仍然逍遥法外。
达尔马想知道他要把谁当作人质，他要靠谁索要赎金。我看着他黑色蛇纹石一般的眼睛，看着他的光头和伤疤。那是一道约七厘米长的伤疤，垂直地划过他的脸颊。他的皮肤里有个铆钉，我想象那是被某种刀——弹簧刀或者大砍刀——弄伤的，刀片刺进他外部脆弱的皮肉，造就了一个内心不可触及的男人。
我环视酒吧，确信我们附近没人。这里每个人几乎都是男性，除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服务员，穿着牛仔裤和太过紧身的衬衫。这里所有人都是黑人，除了我。一个男人坐在酒吧前的高脚凳上，笨拙地滑了一下，醉醺醺地站起来，像鱼尾般左摇右摆地进了男厕所。我看着他经过，看着他推开笨重的木门，然后我的视线落回达尔马那双严肃无情的黑眼睛上。
我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