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瘦而且不长身体。医生们都建议我多呼吸新鲜空气并多进行锻炼。老师们都说城市不是对我有益的地方。秋天的时候我父亲在山区找到一份工作，那是在这个国家的西部，于是我们离开了城市。刚开始下雪的时候我被送进了山里。一个年老的滑雪教练同意照看我。我和他住进了他在山里的房子，我的父母每星期只能见我两次。
我们每天都早早起床。老教练一起床就跪在地上祈祷，我则在一旁宽容地观看。这是一个成年男人，在城市里受过教育，而他的举止却像个简单的农民，接受不了自己在世上是孑然一身且无望得到任何人的帮助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是形单影只地活着，一个人越早意识到所有的加夫里拉们、米特卡们和“沉默者”们都是可以舍弃的，就越能更好地活下去。自己是个哑巴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根本就没法彼此理解。他们互相吸引或发生冲突，互相拥抱或彼此践踏，但每一个人想到的只是他自己。他的情绪、记忆和理智都把他和其他的人分开，就像茂密的芦苇把河道和泥泞的河岸有效地隔开一样。人与人彼此相望，像环绕我们的一个个山峰一样，互相被山谷隔开，因太高而没法被忽略，因太低而够不着天堂。
我在长长的山道上滑雪，就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山野到处是一片荒凉。山间旅馆被烧毁了，住在山谷里的人们也被遣送走了。新的住户刚刚开始到达。
滑雪教练是一个沉默寡言、有耐心的人。我努力服从他，得到他少有的夸奖时我挺高兴的。
一阵夹雪的暴风突然袭来，用无数雪的旋涡遮蔽了山峰和山脊。我看不见教练，于是就开始独自沿陡坡下滑，试图尽快到达住处，我的滑雪板在结冰变硬的雪上跳着，速度快得叫我喘不过气来。突然一道深深的山谷跃入我眼帘，但拐弯已来不及了。
四月的阳光充满了房间。我动了动我的头，它好像没受什么伤。我用双手支撑起身体，正当我准备躺下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护士已经走了，但电话一个劲儿地响了一次又一次。
我硬撑着下了床，走到桌子旁边。我拿起话筒，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把话筒放在耳边，听着他不耐烦的话语；在电话线那一头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他想和我谈话……我顿时产生一种压倒一切的说话的欲望。血流涌上我的头脑，我的眼珠一时间鼓了起来，好像要从眼窝里蹦跳到地板上似的。
我张开口并使劲发音。一串声音从我嗓门里缓缓地飞了出来，我开始紧张而全神贯注地把这些声音组合成音节和单词。我清楚地听见音节和单词一个接一个地从我喉咙内蹦跳出来，像豌豆从裂开的豆荚中跳出来一样。我把话筒放到一边，几乎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事情。我开始对自己朗诵单词、句子和米特卡的歌词片段。我遗失在一个遥远的乡村教堂的嗓音，又找到了我并充满了整个屋子。我大声地不停地说话，先是像农民们那样，然后又像城里人，尽我的最大能耐越说越快，因那些声音而欣喜若狂——这些声音因有意义而沉重，像带水的雪因有水而沉重一样——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证实我又能说话了，证实我的嗓音不想从向阳台敞开的门洞离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