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歇根湖边的弗里德里希
我在密歇根湖（Lake Michigan）边见到一位不认识的年轻人，于是看到了三十七年前刚来到美国的自己。
昨日霰雪纷飞，今晨窗帘间射入的一线阳光已觉灿烂耀眼。女儿笠答刚从加州回来度寒假，嚷着要去湖边踏雪。她已是名博士生，但每次回芝加哥总好像再次经历童年。
密歇根冬日湖畔
芝加哥海德公园冬日踏雪
手机显示芝城温度华氏十六度（约零下八摄氏度），湖边当会更冷。全家三人——妻子九迪、笠答和我——找出最厚实的衣、帽、围巾和雪靴，严严地把自己装裹，拙笨地踏入楼外的窒息寒冷。我们的住所离湖不过一箭之遥，但出去散步总习惯绕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先在湖滨公路这边走到五十五街（55th Street），穿过公路下的短短隧道走上伸入密歇根湖的一个小小半岛。半岛的全名是“普罗蒙特里角”（Promontory Point），但当地人都简称为The Point。到那里沿湖岸转半个圈，向北散步回家。那时右手边是海洋般的无边大湖，前方遥远处是芝城海市蜃楼般的剪影。
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2017年圣诞日。也许由于昨晚平安夜的疲乏，或许是突然到来的寒潮，尚未有多少勇敢分子踏进今晨的湖畔。厚厚白雪掩盖了普罗蒙特里角的人行环路，不多几行脚印标示出雪下的环路走向。雪洁白松软，踏上去像摩卡咖啡上的泡沫牛奶一样轻柔无物。环路围绕着一片宽阔空地，缓慢地隆起有似地球弧形表面。夏天这里绿草茵茵，是年轻人踢球玩飞碟的好地方。但今日只是一片耀目的白色，与湛蓝天空把大湖夹在中间。湖面尚未结冰，细碎的波浪把湖水染得青中带紫，带着寒冷的肃杀气息。
从海德公园远眺芝加哥和密歇根湖
密歇根湖上的积雪
沿路转到普罗蒙特里角北边，面颊忽然感到空气的侵犯。一阵风吹过，夹着冰屑，竟如小刀的闪光锋刃。“这么冷的天还有人在锻炼，”笠答说。顺着她的目光侧头看去，果然远方空地里有个黝黑人形，正在大跨步跑步，扬起一片雪尘。忽然模糊地感到他不是本地人，但也说不出个究竟。可能他没有使用当地跑步人惯用的环路，可能他没戴帽子——但从远处也看不真切。
过一会儿他在左边出现了，在树丛中停住，然后又跑起来，一跃一跃的。这次近一些，他确实没戴帽子，深色头发不知是黑是棕。身上穿着紧窄的外套或是羽绒衣，下面是深色裤子。跑动轻快不像穿着雪鞋，可能是普通皮鞋或sneakers（运动鞋）。身形年轻，二十多岁的样子。我半开玩笑地向九迪和笠答提出挑战：“看看谁能猜出那是什么人：谁能像福尔摩斯说出最多的理由——不管真实与否——谁就算赢。”继续半开玩笑地自问自答，“我猜他大概是名中国来的学生，刚来就碰上这场大雪，特别兴奋。没有冬天装备就跑出来踩雪探湖了。”“可十二月不是新生注册的时候啊。我猜他是名访问者，圣诞节假期来芝加哥看朋友。”九迪说。笠答接上：“那他肯定是南方人，没见过雪。要不然不会那么好奇。也可能是在佛罗里达上学的上海学生，从那边过来的。”“但也不一定是中国人啊？”九迪发问，“你能看清他的脸吗？”
密歇根湖边的行人
再下一次看见他，已经越过我们蹒跚一行，出现在右边前方的几十米处。不知何时他已跳下湖岸边的三级混凝土高台阶，此时紧挨着湖水行走。笠答紧张了：“湖边都是冰，他掉下去会冻死的。”好像是响应她的担心，这个人开始在冰上打出溜——跑上几步把两腿摆成前后一线，平平滑出几米。笠答和九迪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它是与记忆中冬天北京相连的一种孩童游戏：只要有一片冰，不管是在北京101中的池塘里还是在后海边上的胡同中，孩子们都会兴高采烈地打出溜——跑上几步，把两腿摆成前后一线，平平滑出几米。我忽然发现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和想到这个形象了，甚至“打出溜”这个词，也只是在这一时刻从脑海中浮出，找到单字和词语，最后和记忆中的形象合在一起。
打了一阵出溜之后他继续北行，不时停下来面对大湖，一动不动地静静待上几分钟，似乎惊叹湖水的无边无际，也可能在观察波浪的起伏变幻。岸边一处水汀聚集了几十只大雁，静止的身躯随波浮动，长颈缩紧以保持体温。他在这里蹲下，长久地注视着它们。当他在水汀旁看着湖中大雁，我则在看着他。两层凝视此时突然相互置换，我眼中出现了另一名男青年，在相似的环境中被自然催眠。也是面对着辽阔水面——不是大湖而是大海；也在水边和禽鸟相对——不是大雁而是海鸥。突然意识到这青年就是我自己，时间应该是1980年，我刚到美国的那年。地点是美国东海岸边的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在那里我第一次面对大西洋，第一次看到美国的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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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美国是8月份的盛夏，哈佛研究院的课程尚未开始。我整日在校园里闲逛，焦急地等待着开学后的考验。
一年前在中央美院认识的留学生方家谟（Maria Fong）请我去纽约玩。她生长在波士顿郊区的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两人生了一大群孩子，仍然是著名教授。方家谟个子不高，长着波提切利画中女性轮廓纤细的手和脸，嘴边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她希望成为画家，从北京回来就搬到了纽约苏荷区，在一栋19世纪老楼里租了一套小小阁楼间。楼房夹在两栋高大的20世纪初混凝土建筑之间，木板的墙皮绿色斑驳，一条窄窄铁梯通到顶层。我睡在方家谟工作室的沙发上。她刚刚开始试用水墨涂画小小风景，完全水彩路数，也是淡淡犹如其人。她白天出去打工，我就在苏荷区的画廊闲逛，走得稍远一点就到了沿坚尼街（Canal Street）发散出去的中国城，当地人叫它唐人街。
一天溜到唐人街的莫特街（Mott Street），在一家旅行社窗口看到一帖中文广告，说是下周周日有特惠大巴送游客去大西洋城赏玩，不但车票免费而且每位乘客奉送二十五美元旅游费。我看了不能相信，回来告诉方家谟却未引起她的惊讶。她告诉我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大西洋城是美国东部最大的赌城，这些赠款旅游都是赌场和旅行社合办的，给些甜头诱人染上赌瘾，得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但我虽知如此仍觉机会难得：我不知如何赌博也自信不会上钩，二十五美元拿到手，两顿快餐之外至少还能省下十多元钱，对度过开学前的最后几天不无小补。而且8月底的纽约如同火炉，方家谟的阁楼连风扇都没有，凝滞的热气黏在皮肤上，洗都洗不掉。相比之下，旅行社广告上印着一张诱人的照片：蓝色大海，水边展开着乳白色沙滩。
刚刚到达哈佛大学的作者，1980年
纽约苏荷区
于是我在下个周日搭上从唐人街到大西洋城的大巴，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两小时就到了广告中的地方。导游如约发给每名乘客二十五美元，将其带入赌场大楼后随即离去。这是我第一次经验如此的视觉震撼：一排排金色吊灯辉耀着足球场般大厅，以标准的线性透视构图向远方灭点延伸；一排排老虎机构成这硕大空间中的魔阵，黑暗人影凝固于颤动的闪光窗前；投币和拉杆的轰隆声汇成死一般的寂静。我攥着二十五美元钞票走出大厅，没有人挡我，这是美国。
大西洋城
从赌场大楼入口已经可以看到大海，但相当遥远，水平线上一抹微微蓝色。天气不佳，灰色云层不高不低地罩住天空，取消了光影的区别。越过海滨大道就是沙滩了，可能正值退潮，沙滩宽得难以想象，走上去后几乎看不到水边。我脱了鞋袜拎在手里，沙子硬而平，像凝固前的水泥，走过去只留下浅浅的脚印。它的颜色也不像想象中的金黄或乳白，而是如那天天空一样灰暗，夹杂的黑色粗粒应是花岗岩被海水亿万年研磨的遗迹。沙滩上这里那里散落着折断的玩具和可口可乐瓶罐。身后传来赌场的流行音乐。
继续向前走，沙滩和天空越来越宽广，车声人声渐渐沉寂以致消失，脚下湿度增大，每踏一步陷下更深一点，最后终于看到和接触到海水。这是个很平静的海，肯定是退潮时分，层层细浪如同涟漪，轻轻拍上来，轻轻退下去。我爱海，从小就爱，曾经幻想做一名水手。“文革”的初期混乱居然使这一想象短期成真：在“停课闹革命”和“大串联”的呼啸中我去到上海轮船公司造反派指挥部，要求上船体验海上工人的劳动。获批准后上了一条波兰造的五千吨货轮，来往于上海、大连、秦皇岛之间运货。除了到达港口时的装卸，海上的工作主要是敲掉船体铁板上不断生长的锈蚀再刷上油漆。从船头敲到船尾再从头敲起，因为船头又生了锈。每天看到的是海水，夜间有海上的月亮伴同。那是我在“文革”中最快乐的几个月，随后转为现实的噩梦——被“革命组织”拘捕关押，划为反革命学生，接受再教育——几乎像是为它付出的代价。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大海。
上海海港，20世纪70年代
因此在这个并不美丽的大西洋城海边，我还是感动了。看着涟漪般的波澜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安静。似乎时间停止了，而且会重新开始。那天随后的几个小时我在沙滩上徜徉，找到一块干地读带来的金庸小说，在海滨大道上买了一份“热狗”再转回水边，用碎屑招来几只伶仃的海鸥。傍晚时分回到赌场停车场，两三小时后走进方家谟的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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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定住在摄政公园（Regent's Park）里边，”走在旁边的笠答忽然说。这是我们住宅旁边的一座租金不菲的高层公寓，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芝大华裔学生入住其中，显示出比一般美国学生优越的家庭经济背景。看来她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把“他”认定为中国人了。我于是又看见了湖边的这位年轻人，面貌仍然看不清，但没戴帽子的头上确实是黑发，一撮在风中立起来。他仍是忽走忽停，有时又跑上几步，把我们甩在后边。前面不远就是通往摄政公园公寓的过街桥了。他停下来，长长地对湖边凝视站立，然后在湖边平台的雪中用脚划来划去，像是舞蹈。笠答跑过去看，他已经又离开了。“是‘爱’！”笠答兴奋地说，“是简体！”所以我们都对了：他是大陆来的中国学生。但我们仍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来自上海、福建或广州。当我想起他时我脑子里会出现奥地利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的《雾海上的漫游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其中的他背对观众，永远让人看不见面貌。对我来说，他就是密歇根湖边的弗里德里希。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雾海上的漫游者》，约创作于1818年，布面油画，高94.8厘米，宽74.8厘米，汉堡美术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