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惠赠我台湾出版的高阳先生大著：《清朝的皇帝》，书分上中下三册，洋洋大观。教务繁冗，又不忍拂其美意，多借夜间将眠之际，随便翻阅小半个时辰。不想翻到一半，竟心弦拨动，妄生感慨。高阳先生说：“清朝的皇帝，平均要比明朝的皇帝好得多。”我平日授课所发类似议论，因遇知己，殊为荣幸。原来，尊重事实，不固执成见，即使海天相隔，也仍能灵犀相通。读完高阳书，欲罢不能，索性翻出相关藏书，继续夜读下去，积久而得感想若干。
一、攻读史学三十余载，前后崇拜名家多矣，直至晚近忽有顿悟：论洞鉴历史之睿智卓识，当代似无人可与陈寅恪先生伦比。先生有言：“中华之文明造极于赵宋。”即此一语，横空出世，诸多迷误为之开朗。以大明而论，前后横跨四个世纪，虽前有洪武、永乐两祖强劲刚毅，志欲重振为蒙元毁损之中华帝国传统，然恰似晚霞一抹，至如正德专寻花问柳，嘉靖则痴迷道术，天启乃醉心锯木制器，荒诞不经，哪还像个皇帝？中华文明曾有过的生气成了明日黄花，君主独断的天数走近尽头，不待“流寇”、“东事”，大明也必因其他偶发变故而自戕其国运。我很怀疑，崇祯的煤山自缢，决非一朝一姓的悲剧，是不是它已在明白宣告独裁君主治国的“合理性”应该终结了。然中国或因其幅员辽阔，周旋余地大，常能失之东隅，却收之桑榆。僻处东北一隅的女真——满洲族乘时崛起，且人物辈出，终经两代人（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多尔衮）的经营，接续了中华帝国几将断绝的一脉生机。因此之故，中国人的“帝国自大”梦又多做了两百七十余年。此为中国之有幸抑或不幸，似乎也难说得清楚。
二、人们常说：“落后会挨打”。落后了是不是非挨打？落后就不能打败先进？很值得推敲。所谓天道无私，我是相信的。善于学习，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落后变先进的不乏其例；自恃先进，不思改革，固步满足而遭惩罚的也不在少数。满洲人从东北跑到北京入主中国，靠的就是敞开胸怀，肯潜心学习汉族历史上先进的文化。清前期诸帝文化素养之高，为有识者所公认。康熙更是典范，不管是积淀甚厚的汉族文化，还是刚透进来的一丝西方科学曙光，他都不歧视，学得非常认真。他对臣僚说起自己早年的读书经历：“朕自冲龄，即在宫中披览经史，《明实录》曾阅数过。”为明了历朝盛衰治乱的魅力，康熙学习得相当认真。历史，在懂得她的价值的人眼里，是永远不会干瘦和衰老的。只要诚心跟历史对话，总可以从这口古朴的“老井”中汲取到清洌的智慧甘露。反面的例子，也总有人因轻蔑历史作出种种蠢举，一再犯常识性错误。康熙是很有点历史悟性的。他对明史的见识就不同凡响。他说：“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一个政权的垮台，归根到底总是由自己挖空墙脚，才会被人推倒。康熙在中国帝王中以高寿善终，晚年不无骄傲地说：“朕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联想明万历帝之继承人光宗，长年耽于美色，三十六岁继位，不及月余，即因纵欲无度，阴虚火旺，服“红丸”驾崩，还留下一桩公案祸及后人。怪不得康熙提起前明便一脸蔑视，说“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荒淫复加无知，焉得不亡？可证，清取代明而得天下，亦是天数；满洲人自有取胜的道理，实在不可只责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汉奸吴三桂。
三、大凡中国封建帝王都心中无“数”，不知柴米之贵。且不说多数长于深宫、靠血统继承大位的皇帝，一辈子不识田间稼穑，糊涂得可以，甚至还闹出让百姓用肉糜粥填饥的笑话。即使是那些起于草泽的开国君主，一旦深居九重，关注的是驾驭臣民的权、术、势之类的政治韬略，说些“民为邦”、“农为国本”的套话，是装装样子，并不认真。且看洪武皇帝连篇累牍的上谕诏书，我至今还没有找到谈具体数字的，套话倒不少，很多是抄《贞观政要》的。
康熙却是个例外。在他执政的年代，对各地上市的粮价，即使是涨跌几钱几分，似乎也牵动着他的神经，关心备至。据现存的档案（很不全，缺前期的），至少从1693年起，康熙前后命令他在江南的心腹李煦（苏州织造）、曹寅（江宁织造）以及若干地方巡抚，在进呈给他个人的“密折”中，必须逐月报告该地区气候、农业丰歉以及粮价波动的实情。它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做“晴雨录”。赖有此项连续的、准确度较高的数据，当代史学家已能对清前期的粮价波动作出复杂的曲线图，分析出粮价的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即凭此一项成就，我以为，应授予康熙“经济学”特别荣誉奖。因为在历来疏于经济实录、数据严重缺乏的古代中国，乃是破天荒的。
康熙对掌握粮价波动的真实性非常顶真。他不仅靠亲信和地方大员的逐月报告，还经常通过别的途径加以验证，务使情况确实不假。他说，各省进京朝见的，“从福建来者，朕以浙江米价询之；自江南来者，朕以山东米价询之”，如此绕弯子，好处是“伊经过之地，必据实陈奏，则彼省大吏知不可隐，亦皆实奏”，因为非关本人政绩。不让下面说假话、糊弄上级，够厉害的。李煦、曹寅与康熙皆有特殊的主奴关系，然密折稍有疏忽，亦假以辞色，毫不宽容：“晴雨录如何迟到今年才奏？不合。明白奏”，“此折不甚明白，再写奏来”，“朕早知道，此折奏迟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康熙真这样做了。
四、如此看重米价，为的什么？康熙自己有解释：“朕留心编氓（百姓），历年最久。民所依者食也，食之足者天也，所以雨旸风云无不细察”，又说“米价既已悉知，则年岁之丰歉，亦可知矣”。看来，康熙确有点科学头脑，心中有一张坐标图，其X轴为水旱风云的气候变动，Y轴则为米价起落的变动，由此他就可以及时地测定当时社会稳定的正确位置，作出调度。这种认识也来自于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自古人主多厌闻盗贼水旱之事，殊不知凡事由微至巨，豫知而备之，则易于措办。”
康熙一再告诫臣僚：“安危治忽之分，判于毫芒，而相悬遂至于辽绝，当时或未及见，而后之观者了然，此不可不审其几而深究所以然者也。”人主总期望社会稳定，却不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高明者识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叶知秋；愚蠢者待风暴席卷，方惊惶失措。这也就是康熙所说的“审几”（体察细微的征兆）为什么如此要紧。
五、米价与“晴雨录”相连，至为巧妙。在古代农业社会里，米价确实是据以判断社会稳定程度最为敏感的晴雨表。
纵观中国古代，米价总趋势是由贱至贵；一个王朝的前后，亦然如此。概而言之，江南米价自东晋南朝至唐宋，通常是斗米二三十文（铜钱），最贱时代五至十文。入明，最贱时斗米三十文，多数以每石白银一两为恒价，合铜钱为一千二百文，视古代已高出四至六倍。明末清初，政局动荡，米价已达到以每石二三两白银为常，有涨到每石十二两的高纪录。到康熙中期米价进入最佳稳定状态，上米最高为一两四钱三分，最低仅为八钱，恒以一两上下为常价。入至雍正，米价趋贵，最低再没有低于一两的，发展到乾隆年间，则已经以每石二两为常价了，然视之清后期还算是不高的。造成粮价波动的原因很复杂，当留待专门研究。
中国自古粮食价格即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正常年景，商人难以抬高，故波动的幅度不会太大。一遇水旱灾荒，或政治、军事动乱，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大赚黑心钱；产粮区又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以“遏粜”（严禁粮食出省销售）断绝缺粮区之生计，粮价就像失驭之野马，民心浮动，骚乱频仍，情景十分惨酷。验之清入关前最能说明问题。明末动乱起于陕西，缘由陕西自天启末至崇祯六年，旱蝗霜灾无年不遇，米价即由一两涨至四两、六两、八两，直升至十二两的巅峰。早在崇祯二年即有官员报告延安地区的惨状：“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接下去就是“人食人”，描述至详，不忍再抄录。这位官员惊呼，侥幸活下来的到处流浪，“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为盗乎”？！遗憾的是，当时崇祯君臣尚以为仅是局促一隅的“鲜疥”（小毛病），想不到大明倾覆、君臣破家实由此始，然到煤山自缢之前，崇祯还无自省心，犹恨恨地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有了如此刻骨铭心的教训，康熙就变得十分小心，各地稍有灾歉，米价略为上昂，他在宫中就忐忑不安，且看他给李煦等人的硃批：“闻得淮徐以南，时旸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近日又闻江浙少雨，惟恐盗案又多”。他十分重视国家在各地的储备粮的充足与否，时加调度，一旦粮价上扬及时“出粜”，以平抑市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国精神？居安思危，履薄临渊之谓也。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唐太宗说得最多，而康熙则是切切实实地做了。唐太宗如九泉有知，也会自叹不如的。
历史已成为凝固的现实，后人自可尽情咀嚼，说长道短。现实是流动着的历史，今人必须以沉重的责任感认真地写好，容不得随意与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