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下文字是我们在两年间组织的5次闭门研讨会记录整理出的核心观点的合集。

从这些与经济危机和应对政策有关的不断深化的主题不同的战略问题讨论中，人们大体可以看出，有志于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研究的中国学者对于全球化挑战下国内外问题的认识不受意识形态约束。当然，人们的认识也不可能是先验的，而只能是渐进的。

这些讨论集中在那些不可逆的经济规律的认识上，反映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本源于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区的危机表现出西方现代化文明内生的矛盾之不可解。

最初我们中有些人对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认识还只是流于一般的。与大多数主流学者类似，认为这还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全球金融过剩压力下必然爆发的金融资本泡沫化危机。随后，在多次的不断讨论中，部分学者的认识有所深化，认为这是一场由西方政治现代化内生性造成的政府债务危机，但应对危机的直接措施却在加剧危机制造业大规模移出之后，西方国家只能由政府通过信用扩张转嫁其危机代价，却恶化了其危机结果，造成全球通货膨胀。

科学研究的客观立场要求我们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挑战性的论点：这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实现了的现代化目标及其派生的现代化体制本身，具有内生性的不可自我化解的内在矛盾，只有大量向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转嫁危机代价才能维持资本主导的国家的生存。这给正在不遗余力地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已经堕入发展陷阱而百思不得其解的第三世界政治家）带来新的不得不认真反思的教训。

其二，中国面对以西方为主的全球地缘战略的重大调整，确实因路径依赖而进退两难。

同样与主流学者的分析类似，在很多次讨论中，多数学者都或多或少地认为：中国必须跟从美国的战略意图，只有继续对美输出廉价商品和资本，中国才能在美国主导的地缘战略中得到生存空间。并且，对于这种比较具有新殖民主义时期全球化特点的外向型跟进式的发展过程，几乎势所必然地造成国内愈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困局和社会矛盾激化，人们难以提出根本性的调整意见。

也有专家很符合逻辑地强调加快城市化进程，虽然能够起到提振内需的客观作用，但仍然无法缓解资源和社会两个内生性矛盾造成的困局。

对此，读者可以参阅本书的第一部分根据60年8次危机中那些“借助”“三农”实现“软着陆”的经验描述，作者试图提出以内部化应对国内产业过剩和国际外部性风险的思路——正是在客观上已经长期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政府才得以通过加强在广大农村的多样化投入，特别是基本建设投入，以乡土社会的稳态结构来支撑新时期的国家战略调整。

对于中国这种超大型大陆国家及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而言，成功应对危机、实现“软着陆”恰得之于大幅度加强农村和内陆区域投资，因而也就形成了明显的不同于西方应对危机的经验。对此，研究者需要认真考虑的是这种依靠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改出危机的做法，还有多大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可以使之延续下去？如果学者能够结合时空条件有针对性地作出理性思考，中国人也许会更多地具有自主创新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