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史60年中，发生了4次外资引进，每一次外资运作内容和结果类似——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伴生2次经济危机。
中国“第一次外资”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在1950—1960年的10年期间，因苏联连续投资和单方面骤然中止投资而导致经济先高涨后下滑，造成1960年和1968年先后两次爆发赤字和就业危机。
中国“第二次外资”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1972—1979年，因西方设备技术及服务代价高昂而造成了1974—1976年、1979—1981年的两次赤字和就业危机。
中国“第三次外资”与20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同步，中央政府在承担过大的还债压力的情况下，允许地方扩大对外开放，造成1988—1989年的滞胀型危机和1993—1994年与三大赤字同步发生的通胀和失业率高企的经济危机。
这6次危机虽然都和“引进外资”或“对外开放”有紧密关联，但在危机发生时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是国内财政、外汇和金融领域的赤字，基本上还属于经济系统的“内生性”危机。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那次由城乡群体共同承担危机代价的改革及其后造成的内需下降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加快了融入全球化的步伐。因而，1997-1998年和2008—2009年发生的这两次危机，则主要是受外部危机环境的影响。
据此，我们认为后2次危机与此前的6次危机不同，应该属于全球化条件下“第四次外资”带来的“输入型”危机。
中国的“第四次外资”，是在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外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状态，并顺遂形势纳入全球资本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归纳这两次输入型危机的相同点，我们发现二者真可谓别无二致。
其一，危机成因：在发生危机前，国内经济都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拉动。因此，当外部发生金融危机时，首先出现因出口需求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降、连带就业压力增加的困境。
其二，应对措施：与以往内生性危机爆发之后政府都采取紧缩方针完全相反，这两次输入型危机，政府都是以大规模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试图维持经济增速不显著跌落。
而这两次危机中政府应对措施之最大不同，恰在于2008一2009年的救市投资中较多增加了、并且在事实上延续了2003年以来中央“三农”新政的支农投入，因而，不仅带动了生产力三要素中的资金和劳动力大规模回流农村，部分修复了农村“劳动力池”的调节功能，而且在客观上对构建县域经济这个“第二资产池”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也许是2008—2009年的危机应对措施中最值得关注的、可能有利于城乡双赢的积极经验。
但是，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矛盾激化也是与这种救市政策相伴生的：1997-1998年以城市利益为导向的救市投资在带来经济复苏的同时，因占用过量农村资源而使农村过多承担了制度成本，甚至引发了大量社会冲突。无独有偶，在10年之后的2008——2010年的更大规模的救市投资中，以往那种为占有农村稀缺资源并加快资源资本化而向农村转嫁危机的做法，被“政治软约束”到肆无忌惮地步的各地政府愈发采取“亲资本”政策而直接放大，造成以“群体性事件”为名的社会冲突大幅度增加！海内外舆论有几多瓦釜雷鸣，各地“维稳”形势就有几多严峻。
很少有人对这个应对危机转嫁成本所内在决定的对抗性的矛盾作出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客观分析；大多数以东施效鳖作为获利来源的学问家也只不过是呼应着海外意识形态而把这些社会冲突当做了自我“政治矮化”的依据。既然无法解释，更谈不上应对，于是，这种本来与救市措施伴生的矛盾从此延续了下来，并且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以每年增加上万起的规模蔓延开来！乃至于中央虽然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方针，但各地彻底公司化的政府及其部门照样以“征地套现”和招商引资为第一要务，任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提法，早已被各地官员们当作觥筹交错之际的“黄段子”之余的补充笑料。
改革开放以来，以推动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发展主义增长观”一直在延续，并且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的分配越来越不平衡，这也成为贯彻中共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执政理念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由于中国因遭遇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压力而必须处置的银行坏账占比过大，中央政府紧急推行国家垄断性质的银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但因主导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客观上出现了新千年以来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赖主要出现在国家层面，而地方区域层次的对外开放仍然主要是资金依赖和市场依赖的局面。其客观结果，也许并没有超过金融全球化阶段具有两极分化一般规律意义的“金融排斥”：中央控制的垄断性金融部门，出现了以普遍存差为表象和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为实质的流动性过剩，而地方政府税收依赖的产业部门和农民生存依赖的农业部门，则普遍出现了以“贷款难”为表象的流动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