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危机二：1968一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三、危机二：1968一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被今人看作“极左”革命年代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了进入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以来的第二次周期性危机，除了一般经济因素之外，还具有典型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特点。

当时，一方面是中国处于外部全面封锁和周边地缘环境高度紧张的压力下；另一方面，中国五十年代建设的符合苏联重工业管理模式的政府部门体制，一直就难以自觉地与主要依靠劳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方针一致起来，这些外部地缘政治和内部官僚化上层建筑都在中国接受前苏联投资形成的以国家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必须作出调整的特殊阶段，具有直接的反作用。这个复杂的矛盾演化，使在支付了巨额对外债务之后的城市经济，第二次遭遇到“赤字＋失业”形态的危机。

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则是关于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不同指导思想的争论，和制定“三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天折”。具体情况如下：

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因苏联于1957年中辍战略投资而胎死腹中之后，六十年代初，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讨论中，当时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国家经济工作领导人提出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旨在推进农、轻、重比例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针对的是五十年代因苏联投资而偏军、偏重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结构。

如果纯粹看当时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此议固然正确。但当年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周边“树欲静而风不止”——伴随着冷战时期区域性热战的，是中国1960年以后出现，“三五计划”讨论和制订的过程中周边地缘战略环境偏紧，相继发生了“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同期美国军舰飞机不断侵略中国领海（据官方记载有800多次），更有美国和苏联先后多次策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进行讹诈威胁。中国与苏联及西方国家事实上已经处于冷战时期的“热战”边缘。

因此，中国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建设方针上的内部争论虽然很多，但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的决策主张：一方面要克服困难，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上核武器，即如毛泽东所说，“要饭的也得有根打狗棍”。另一方面，宁可遭受损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

同时，负责第三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被取代；不仅由留苏归来的中国高官专家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要求搞的外来制度“移植”构想再度胎死腹中，而且苏联投资时期留下的政府经济部门在全面封锁、没有任何外部投资、几乎没有外部市场条件下，也愈益难以适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路线——苏式上层建筑的改革迫在眉睫。

后来学者如果不考虑那个时代中国周边地缘政治趋紧的影响，使用任何西方微观经济学方法都能对六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作出绝对负面的评价，且看起来越是负面的评价就越是具有高度正确的经济理性！因为，如果按照成本收益分析，中国以巩固国防为目的、自主投资的“三线建设”耗资巨大且很难有经济收益。1965—1975年（包括“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据估算，从1964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

诚然，这种“三线建设”客观上只能是国家产业资本的空间移动，并没有“纵向”地调整原来的工业结构，何况转移到内陆和山区的企业布局相对分散，尤其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因此，不仅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家工业发展投入的成本在基础建设上是显著增加的，而且国家在工业化空间布局调整上付出的这些巨大代价，都会造成更高的财政赤字，政府累积赤字爆发危机，其代价还是得向农村转嫁。

专栏5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

五十年代，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政府首脑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快速发展，必须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搞建设。中国最初基本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但在最终确定之前，考虑到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正在打仗的、与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尤其是国防工业安全不利。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提出要安排一批项目到西部去搞，国防建设项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在与苏联方面进行反复协商后，最后决定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和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建在西部地区。 “一五”和“二五”期间，中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初步建立了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工业底子，为后来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1.“三线建设”的国际背景 六十年代初，国际环境对中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最主要的威胁来自手中握有核武器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1964年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战略导弹指向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试图对我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 美国对中国实行紧缩包围圈政策，从1960年到1964年和中国周边不少国家及地区结成反华同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中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 此外，六十年代初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要“反攻大陆”，加紧派遣武装特务对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中国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 毛泽东认为，中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西部地区则在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范围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 因此，当时的中央政府从战争的角度，作出了两个决策：一是要搞原子弹，二是要搞“三线建设”就是把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使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 毛泽东强调要把“三线建设”作为重点，原子弹也放在三线去搞。
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中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 1969年珍宝岛冲突发生后，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要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需要再建设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 毛泽东还确定了“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的“三线建设”的方针，就是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2.为“三线建设”提供的人财物支持 “三线建设”是个涉及从宏观上的国家财政安排到微观上的产业配套布局等多个方面的系统性工程。 在产业配套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原材料基础。他甚至说，“不把攀枝花的钢铁厂搞起来，我睡不着觉。” 用人方面，毛泽东曾选派彭德怀、聂荣臻及多位将军和一批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等到三线地区搞建设。围绕原子弹这一重点军事工程，毛泽东调派了很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 “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在中央是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主持；在地方，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等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均由该地方中央局第一书记担任。“三线建设”的大项目，均设领导小组，其他“三线建设”项目，也设立了指挥部。 中国以国防为目的的“三线建设”耗资巨大。1965—1975年，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1965—1971年，中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不包括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 按照“四五”计划，1970—1972年中国国防工业投资达91.23亿元，占同期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6%左右，成为1949年至1985年中国国防工业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最高的3年。据估算，从1964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 3.“三线建设”强化了西部地区的军重工业体系 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但地域上比较分散的工业体系。 在铁路建设方面，从1964年8月中央决定修建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6条铁路线算起，到20世纪80年代，“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多条铁路，同时还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 在国防工业建设方面，通过“三线建设”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通过将东北、华北地区老军事工业企业的一部分搬迁到西部地区建新厂，基本上达到了将重要军工企业“一分为二”的目的。 在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方面，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贵州水城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新建了西北铜加工厂、兰州连城铝厂、兰州铝厂、冥河铝镁冶炼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和重庆西南铝加工厂；建成了西南炼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顶山、焦作、鹤壁等矿区；新建10万千瓦以上电站68座；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重型汽车批量生产的能力；新建了12个重型机械工业制造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很强的重型机械制造能力；电机电器工业发展起来了，建成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风电机厂，形成了年产80万千瓦成套发电机组的能力；为了与国防工业配套，还建设了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企业。 在轻纺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造纸、制糖、制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纤、纺织机械等生产企业在西部地区全面铺开。其中，新建了5万锭以上的棉纺织厂7个，大中型维尼纶厂5个。 此外还在西部地区建成了100多个部属储备性仓库、15个大型广播电视项目和一些高等院校。241个机械工业工厂、研究所、设计院搬迁到西部地区后，又新建、扩建了大中型项目124个，累计投资94.72亿元，占全国机械工业同期投资的53%。 4.“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 “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中国的“三线建设”在世界经济史和军事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到1973年中美在新的国际局势下“战略接近”时，中国的“三线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从当时世界军事格局和技术水平来看，中国已经建成了打不垮、炸不烂、能长期支持战争的牢固后方基地，使工业片面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 江泽民在九十年代初多次视察西部地区。他指出，从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 1993年4月，江泽民在为一部书的题词中写道：“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对“三线建设”的壮举给予了高度肯定。 中央政府1999年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三线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同时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而作出的。

资料来源：辽宁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个重大决策：建设大三线，《决策探索（下半月）》，2009年02期；彭成刚，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历史考察，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0—41页。

这种依靠国内自力更生和追加政府投资所延续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再加上1966年彻底偿还苏东投资形成的外债带来的压力，转而造成内生性财政赤字，导致危机发生，连带增长率下降，使形势更趋严峻。而其延续城市经济的政府应对机制，也和1958—1960年危机情况大抵相同——1968—1970年全国又有上千万知青下乡，除兵工厂和三线建设有少量招工之外，沿海城市工业经济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状态。

总之，这第二次财政赤字增加造成的城市危机还是靠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而得以实现“软着陆”的。

“三线建设”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却几乎不产生经济效益，而且还迫使“三五计划”中缀，于是对这一国家战略调整的必要性众说纷纭，国内外的学问家单纯从经济效益角度来批评，当然认为是瞎指挥、缺乏效率，而类似说法已经形成话语权。

我们历来无意参与任何预设价值判断的争议，但认为需要提示的是以往被派系之争掩盖的事实。中国20世纪60—70年代国内工业被动应对西方地缘战略，其空间调整的代价很大，事实上根本不能用本源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左”、“右”概念来归纳。

我们提出了一个需要站在客观立场上才能思考、当时乃至后来都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既然20世纪60—70年代经过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连续追加投资、付出巨大代价才得以延续的，仍然是五十年代全盘苏化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结构，那么随之相应地得以维护和加强的，难道不是原来的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官僚化上层建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