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作者对总体形势的判断是“危机正未有穷期”，主要在于以金融资本为主要收益的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资源和剩余的美国，不可能主动改变现有的获利方式。本轮危机及以后的全球化中，核心国家仍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外转嫁制度代价，从而最大化其制度收益。对于在国际上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在国内却经济体系失衡的中国来说，不仅因过度倚重外需而导致类似1997年和2008年的输入型风险可能再次发生，而且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比高达30%的外资由于自身的流动性，其进入和撤出中国也会引发国内经济政治局势的连锁反应。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如果这个易于浮躁的社会还允许我们“去价值判断”地讨论问题，那么，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也许值得重新认识。
从中国历次应对危机的经验中，可以清楚看到“ 三农”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压力的承载和调节功能。从人类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其意义重大自不待言。但值得重视的是，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这个作为中国应对历次经济波动的最基本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和外部宏观环境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一方面，长期鼓励农村人力资源存量高的青年优质劳动力近20 年向非农领域大规模净流出，使劳动力资本化收益被内外资和发达地区政府占有，这种制度安排的代价甩给了中西部，致使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严重。同期，维持农户理性——人力资源的自我资本化以保留收益用于维持风险内部化机制的主要条件正在衰减趋零。另一方面，尽管中央层面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已经有条件向“亲民生”（pro-poor）的政策积极转变，而地方政府却由于仍然面临资本短缺压力，而不得不在“发展主义”导向下延续着“高负债推进高增长”的反科学发展模式。
这种二元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于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其实是很清楚的。当然，如果把如此直白的客观分析拉回到被包装得色彩斑澜的价值判断上，则不同利益取向的群体自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