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里有个半身不遂的犯人，士兵和犯人们都叫他“比戈利诺”。比戈利诺右手没有知觉，永远自然下垂着。他的嘴巴咧着，舌头吐在外面，典型的半身不遂的样子。他脖子上文着“该死的理发师”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为什么要文这句话没人知道。
这里的士兵和看守对比戈利诺非常照顾，这在殴打囚犯是家常便饭的多腊多集中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确实发生了。
比戈利诺能听懂人说话，但无法回答，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声带。他右手瘫痪了，左手只有两个指头，所以也没法写字，只能用目光和半边脸的表情来表达感情；真是个可怜人。
由于他没有劳动能力，不需要服苦役，他经常整天整天地趴在铁丝网上无所事事。我给士兵们送菜的路上看到他，就停下和他聊两句，久而久之，和他聊天成了我的习惯。他总是像僵尸一样一动不动地趴在铁丝网上听我说话，用点头和半边脸的表情向我表示他听懂了。我觉得他肯定有很多话想对我说，只是没法表达。和他熟悉后，我每次送菜都会捎给他一些新鲜的蔬菜，有时还会送他些烟。
监狱里士兵对犯人的野蛮殴打每天都会上演，这让我对我投奔的这个国家失望透顶。不过后来我明白了，这种野蛮的制度是戈麦斯长期执政的结果，即使在这个独裁者死后，他留下的野蛮制度依然埋在委内瑞拉的社会土壤里。这个国家需要一场革命，来根除掉那些旧时代的糟粕。
不久后，革命席卷了委内瑞拉，安加里塔·梅迪纳将军下台了。政变后的第一个月，旧时代的军官全部被罢免。多腊多镇的警察局局长也被免职，我看到了被释放的曙光。
新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蝴蝶，恭喜你，明天你将被释放。我希望你能带着比戈利诺，因为你们关系不错。明天我会发给你们身份证。你被释放是有条件的，第一年你不能去大城市定居，要先在某个小城镇住满一年——这类似于你们法国的假释，这一年政府要能随时监视你的生活。一年过去，如果市长能出示证明，证明你表现良好，你的强制监管期就结束了。第一年我给你推荐的地方是卡廖，那儿应该适合你。委内瑞拉现政府允许你在我国合法居住，你过去如何不重要，要向前看，我希望以后你会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受人尊重的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如果你连续五年记录良好，就可以加入我国国籍，成为我的同胞。加油吧，蝴蝶。还有，你要照顾好比戈利诺，因为只有有人同意照顾他我们才能把他放了。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当晚我在吊床上辗转反侧，这是我十数载囚徒生涯的最后一夜，我激动得难以入眠。半夜，我起来，走出木屋看着外面恬静的景致。皎洁的月光在我精心照料的菜园上洒下了一层静谧的银光。不远处的河水无声地流淌着，能看到河面上泛起平和的涟漪。此刻夜已深，没有虫鸣鸟叫，它们也在沉睡吧。这秘境般的夜色让我澎湃的内心得以平息。
我回到了木屋，躺在床上畅想起未来。自由后的头几周是艰难的，我不仅要养活我自己，还要养活并照顾比戈利诺，这是我必须承担的严肃责任，我已经想好了，我只有在把他托付给能照料他的人后才能和他分开。
我又想到了我的父亲，我获得自由的消息是不是该通知他？他应该还在世吧？他没有我的消息多久了呢？让我想想，上一次他有我的消息也许是在我第一次逃跑后，那时警察应该盘问过他。我觉得还不是联系他的时候，还是等我混得有模有样了再给他写信吧，到那时我会自豪地告诉他：“爸爸，您的儿子获得了自由，如今他已经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了，您再也不会因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低头了。”
第二天上午7点，我和比戈利诺被批准释放。这一天我已经盼了13年，我百感交集。
我最后一次回到了我住了半年之久的菜园旁的木屋，向伙伴们依次拥抱道别。我激动地把局长刚刚发给我的身份证看了又看——正面上面的编号是“1728629”，旁边印有“1944年7月3日发”的字样，中间是我的照片，下面印着“昂利·沙里叶”和“出生日期：1906年1 1月16日”；背面的上面是发证方责任人的签名和盖章，下面是“居住状态：居留”。哈哈哈，“居留”，这个词太妙了，就是说我能在委内瑞拉合法居住了！
我激动得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想跪下感谢神，但我要感谢哪个神呢？上帝吗？那么该是哪一个上帝呢？犹太教的上帝？天主教的上帝？还是东正教的上帝？好吧，既然我来自法国，我就感谢天主教的上帝吧。但我没有接受过洗礼，不会祈祷，我不会背诵任何完整的祷词，于是我只好默念着我现编的誓词。
真是怪事，为什么从来没有宗教信仰的我，今天一定要发自肺腑地选择一个上帝感谢呢？我明明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一直咒骂着上帝啊。想来想去，唯一的解释是，在我的潜意识中，不管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我依然感谢着这一路走来遇到的那么多无私帮助过我的好心人。到现在了，我为什么还要对那个陷害过我的哥伦比亚修道院院长耿耿于怀呢？为什么不想想那位高尚的库拉索主教布鲁尼呢？再往前，在附属监狱的时候不是还遇到过那位仁慈的神父吗？
我自由了！是的，这次是完全地、彻底地自由了。我将以自由人的身份踏上这片被西蒙·玻利瓦尔解放的国度，是他把人道主义精神传播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获得新生。五年后我一定会加入委内瑞拉国籍，这毋庸置疑！我不会辜负这片土地给我的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人生中，我会比所有人都正直、勤劳，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公民。
现在想来，我囚徒生涯之前的人生的确有检讨的空间。我被法国国家机器中的败类栽赃迫害，但如果我不整天游手好闲，我会给他们陷害我的机会吗？正是我对待人生玩世不恭的态度才给了他们给我捏造罪名的机会，难道不是吗？哈哈，真是可笑，曾经的我竟然把开保险箱当成一种职业，而我居然还曾认为自己是个冒险家，真是丢人现眼！我自己的脸面都被我自己丢尽了，我之前居然浑然不觉，甚至还以此为荣。我总为我这十几年的囚徒生涯鸣不平，但坦率地讲，难道曾经的我就不是囚徒的候选人吗？我那些肮脏的过往不能一笔勾销，在今后新的人生中我要恢复自己的名誉。我向我自己，向我今天感谢的上帝重重起誓！
仁慈的上帝啊，请您原谅我笨拙的祈祷，此时此刻我要由衷地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没有您，我到不了这里，我无法抵达这片自由的土地。历经数十载艰苦卓绝的斗争，我健康地活到了美好的今天，全是因为您对我潜移默化的引导。我该如何感谢您的恩泽呢？放弃复仇？我是不是听到了这句话？还是……我以为听到了？不知道，但我相信我是听到了。
我从精神世界里走出来，回到了现实。我想最后在我耕耘了大半年的菜园里漫步一会儿。就当是向这菜园道别，向这监狱道别，向这段永远不会再有的噩梦般的岁月道别。
此时，我的三个朋友朝我走来——一个是都都，向往拉波街贫民窟的巴黎人；一个是科西嘉人，恕我偷懒一直没有正式介绍他，他叫丹达尔达，曾经的巴黎街头小偷；一个是德普兰，第戎人，曾经的杀人凶手和职业皮条客。他们为我获得自由而喜悦着。毋庸置疑，不久后就会轮到他们。
“嘿，我的蝴蝶，你就没从村子里带瓶朗姆酒吗？我们想庆祝一下今天这个日子。”说话的是都都。
“哈哈哈，真抱歉，我一激动给忘了。”我笑道。
“都都，没有酒就煮一壶咖啡吧。”德普兰提议道。
“好啊，我去准备。”丹达尔达表示赞同。
“高兴吧？你终于熬到今天了。我们都为你高兴。”都都说。
“很快就轮到你们了，别急。”我说的是实话。
“我已经收到消息了，上尉说之后每隔半个月就放我们中的一个出去。”都都乐开了花，“对了，出去后你想干什么？”
说实话，当时我怕这两个苦役犯和一个流放犯笑话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出了我心里话：“我要找一份正经工作安顿下来，后半辈子老老实实地做人。既然这个国家给了我改过自新的机会，我要是再犯罪，就太丢脸了。”
我已经做好了接受他们挖苦、嘲笑的思想准备，谁知道他们三个都表示了支持和赞同。
“说得太好了，蝴蝶！”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对！要老老实实做人。”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都都这个贫民窟的混混儿会有这种想法儿？丹达尔达当了半辈子小偷，如今学乖了？德普兰可是职业皮条客，也想换正经营生了？看来在腐朽之路上沉沦太久了，人终究是会变的。
大家都笑了。
临走前，我的朋友兼学生弗朗西斯科送了我一套崭新的海军服。如今他已经不是下士，他通过了军官考试，成了上校。他说我的辅导对他通过考试帮助很大，为此我感到很欣慰。多亏了他，我出狱时能穿得如此体面。不过当时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之后的26年里，我与这个未来地位显赫的高级军官、现在的上校一直保持着高尚、质朴的友谊。
我领着比戈利诺在友人们的陪伴下来到了监狱大门。天空蔚蓝，万里无云，小鸟在树枝上唱歌，我感觉周围的万物都在祝贺我获得了自由。和友人们一起来的还有狱方的一个中尉，他要监督我们离开多腊多。
“再见了，朋友们。以后你们来卡廖别忘了找我。如果我在那儿有了家，那也是你们的家。”
“再见，蝴蝶，祝你一切顺利！”友人们道。
我们走出大门。比戈利诺是骨盆以上右边身子瘫痪，走路是没问题的，我们很快就到了渡口。
渡船开来了，我们即将上船。那个押送我们离开的中士说：“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祝你们好运！法国人。再见！”说完他转身走了，结束了对我们的监督。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