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采访结束的时候，以去往瑞士为目标的其他日本会员开始联系我。
一位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30岁左右的女性，据说一开年她就早早地注册了。从年轻时候起，她就把自杀挂在嘴边，2016年1月，她真的经历了自杀未遂。正如比利时的爱迪特·滨克的案例所示，如果自杀成功，势必会给留下的家人带去创伤。这次的自杀未遂以后，家人也协助她寻找安乐死团队，最终找到了LIFE CIRCLE。我见到的不是本人，而是她身边的人，那人流着泪这样讲述道：
“实际上，当我知道某某（希望协助自杀者的名字）可以自愿死亡时，我甚至感到欣慰。因为看上去，只要她活着，痛苦和不安就会持续下去。”
在瑞士，对精神病患者施行协助自杀很困难。现阶段不会实现吧。
另一位是长年患抑郁症的男士，2012年成为LIFE CIRCLE的会员。他认为人的性命没有那么沉重，自己决定死期就好。他也曾多次自杀未遂。我们没能直接见面，只是通过邮件，做了一些没有具体内容的交流，因此不做赘述。他还没有真正想要接受协助自杀。只不过，“会员=死亡”，做好准备这件事，让他心安。
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很多手写的信件以及邮件。“请告诉我安乐死的方法”“日本也应该允许安乐死”的呼声居多。团块世代(3)也迎来了70岁，真正的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随着医疗的技术进步，比起延长寿命，有不少日本人更关心死亡的自由，这令人吃惊。
但是，在日本，前文所述的“添麻烦文化”根深蒂固。由于某种理由，罹患疾病的人们不愿意让周围的人照顾或护理自己，觉得自己不借助别人之手就无法生活是耻辱。这与把终末期的生活方式，当作是个人的人权来考虑的欧美，截然不同。在日本，直到最后一刻，集体意识都会如影随形。
想必患者本人察觉到家人间“差不多让患者走吧”的氛围，于是自己申请安乐死的案例也极有可能发生吧。被强逼着的死亡，原就与追求“死亡的自我决定权”而进行讨论的安乐死的概念处于两个极端。
此外，说到日本国内是否真的能制定同意安乐死的法律，还有很大的疑问。我曾多次采访政治家和相关机构，咨询立法的可能性，但我觉得眼下还有更基本的问题需要考虑，尚未到讨论法律问题的时候。
以生命伦理学为专业、持反对安乐死立场的鸟取大学医学部副教授安藤泰至说，日本连讨论安乐死的土壤都没有整顿好。
“安乐死虽然被‘死亡是自己的私事，所以应该由自己决定’（死亡的自我决定权）这种思想所支撑，但是在日本，就连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都决定不了。”
就此，安藤列举了公司职员不行使法律权利带薪休假，即使是过劳死也要为公司服务的现状。在所有层面，日本人都不想主张自己的权利。医疗方面也是一样。即使提倡“患者的权利”和以医生的说明和患者同意为基础的“知情同意书”等想法，实际上也没有渗透进日本社会。
“此外，假设医生告诉患者得了癌症。在告知‘您是第4阶段’时，如果患者崩溃痛苦，要怎么应对呢？要如何跟憔悴的家属打交道呢？在医疗现场，能做到与人正面打交道的医生有限。明明不能确定患者活着的时候医疗手段能给予他们怎样的帮助，患者死的时候却说自我决定重要，有点本末倒置了吧。”
在这一章中，我对三起“安乐死事件”进行了取材。但是施行者们的行为与欧美的大相径庭。首先，日本医生们应该不是自觉地结束了患者的生命。例如，须田节子主张自己是为了消除患者最后的痛苦，是医疗行为的延伸。其他医生也是在家属的要求下，或者在过度紧张的状态下，拿起了致死药。他们对事情的严重性理解多少？存在疑问。
其次，是在是否确认患者的“死亡意愿”这一点上。据我所知，没有一名患者自己要求死亡。我们以在西班牙发生的桑佩德罗事件为例吧。该国不认可安乐死，即使这一点与日本相同，但是他向周围诉说想死的愿望长达20年以上。如果是像他这样的患者，在日本也能引起轩然大波吧。
最后，与其说三起事件都发生在“终末期”，不如说很明显都是发生在“濒死期”。即使医生们什么也不做，患者的寿命也不长了吧。因此，还是与我在欧美看到的情形不一样。
在日本，在不同的报道中安乐死这个词的定义各有不同。少有质问和验证文章中所写的安乐死的前提条件的，只是重复着已有定论的空洞讨论。
这个国家缺少围绕死亡的交流。就连开始告知患者得了癌症，也并非十分久远的事情。来到瑞士的各国的患者们，即使没有像晚期癌症患者那样死期迫近，也是过着每天都把死亡当做现实的生活吧。
那么，如果日本人也围绕着死亡反复讨论，在健康的时期就表明理想的死亡方式，是不是就行了呢？最近逐渐普及的生前预嘱或许是一个方法。不过，我想再三强调的是，在日本，除了个人的意愿以外，还需要包括家人和朋友在内的集体的理解。从中可以看到其连悲伤和痛苦都要共同承担的国民性。
“日本人并不回避（亲人去世时的）悲伤。正因为伤心，才让自己重新认识到，去世的亲人对自己来说，是多么不可替代的存在吧。”
说这话的人是湘南中央医院缓和疗护医生奥野滋子。我听说在欧美，有人声称安乐死的功能是不让死者家属受到心理上的打击。奥野的意见虽然正好相反，但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从看护约3 000名患者的经验中得出来的结论。
此外，为病患家庭提供免费护理员的一般社团法人日本护理员联盟代理理事儿玉真美主张“人的不确定性”。她本身有一名身心都患有疾病的女儿。
“人心是会随时动摇的。看到关于布列塔尼（梅纳德）的一系列报道，我觉得是大家把她逼到不得不那么做的境遇。有位医生批评她，对此，她反驳说：‘我没有那么懦弱。’但是，在那种情形下，坚持己见并不是坚强，不想做就可以说不做，才是真正的坚强。因为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的坚强而去死。”
接触了这些日本人的观点和意见，我了解到欧美与日本的价值观完全不同。与此同时，我也似乎弄清楚了自己身上日本人的部分，究竟是对欧美社会的哪些地方感到违和。悲伤和软弱绝不是坏事。
在拥有这种价值观的日本，通过与周围交流来酝酿自己的死亡方式，是相当困难的。在日本承认安乐死果然并不容易。我是这么认为的。
(1)此处指川端康成《雪国》的开篇第一句：“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叶谓渠译）——译注
(2)1960年到1970年，日本神奈川川崎市因大气污染导致的大规模哮喘等疾病。——译注
(3)1947年到1949年期间出生的一代人，是日本二战后出现的第一次婴儿潮人口。——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