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第四章 大国的微明

君士坦丁堡加拉塔大桥（Galata Bridge）。“我们生活在一个惊奇的时代，”一名美国评论员在1913年写道，“土耳其在改革，中国在觉醒，自鸣得意的白种人受到了冲击。”

纵观历史，横览世界，大国崛起于无名，征服世界的广阔疆域，抑或将迥异的区域融合成泱泱大帝国。罗马人、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领导的马其顿人、中世纪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蒙古人、中国古代历朝、奥斯曼土耳其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如今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全都经历过辉煌。这些帝国中，有些延续了数世纪，还有些只维持了几十年，甚至区区几年，与它们的最后一次军事胜利一样，除了恐惧，再没有任何更长久的因素能够维持它们的存在。

对于1913年任何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而言，这似乎正是历史的节律：帝国兴盛，衰落，诞生，死亡。那些似乎一度举世无敌的大帝国，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有时能够充分察觉到它们的困境，有时又完全意识不到——都可能是在走向辉煌的薄暮。在那以后，黄昏自然会降临在它们身上，将它们的成就付诸历史。（不列颠人之所以这么仔细地研究罗马帝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想要了解如何效仿它的成就，如何避免走上它的末路。）另外一些帝国无疑会兴盛并取而代之，或许是在某些至今仍名不见经传之人的领导下，他们通过历史的偶然事件、优越的地理条件、出色的领导才能或者科技创新，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开疆拓土的位置上。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微光所预示的并不是本民族帝国时代的黄昏，而是黎明。

1898年，英国政坛泰斗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对帝国兴衰这番经典的描述做出了一种现代的、达尔文主义的修改。他所描述的世界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他所谓的“活着”与“垂死”的大国。一类是那些“实力逐年增强、财富增加、领土扩大、国家组织趋于完善”的大国。由于这类大国采用现代世界的科技——铁路、军备的进步等——它们变得更强大，更发达，手中集结着更大的权势。它们最辉煌的时代在于未来。另一类是那些“垂死”的大国，它们最辉煌的时代如今已经成为历史：

几十年过去，它们变得更加衰弱、贫穷，能够托付信任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越来越少，显然气数将尽，却还异常顽固地坚持着它们所拥有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适者生存”不但适用于自然界，同样适用于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自满是没有出路的。对于各国政治领袖来说，摆在面前的有三个问题。第一，在索尔兹伯里的分类中，他们的国家属于哪一类？第二，如果他们的国家分在了不好的一类，衰落是不可避免，还是说可以积极地实施现代化方案从而实现逆转？第三，现代化仅仅意味着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还是说同样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改革？现代化就等于西化吗？

按照索尔兹伯里的定义来看，1913年，德意志帝国和美国显然是“活着”的大国，注定要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俄罗斯帝国则没有定论，尽管大多数时事评论员会把它也归类为“活着”的大国，一些人还认为俄国必然会是20世纪横贯欧亚的庞然大物。对于另外一些欧洲帝国——奥匈帝国，甚至法兰西帝国——前景就不那么清楚了。除了这些，在更广阔的世界上，还有两个古老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正处于快速而又不定的过渡期。在一些人看来，这两个帝国似乎已经奄奄一息，另一些人却在它们身上看到了重生的骚动。第三个非欧洲帝国是日本，它在太平洋战胜了俄罗斯帝国，这是前几代人完全想象不到的结果，自那时起，它以令人惊讶的姿态跻身强国之列，正在飞速崛起。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帝国——大英帝国——正面临着逐年紧迫的一系列问题。当下正是英国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伦敦正沉浸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荣耀之中。然而，这样的时刻会持续多久犹未可知。英国也在走下坡路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惊奇的时代，”美国一名世界观光旅行家伊丽莎白·肯德尔（Elizabeth Kendall）在1913年写道，“土耳其在改革，中国在觉醒，自鸣得意的白种人受到了冲击。”在索尔兹伯里的那个年代，1898年，情况更为简单。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典型的“垂死的大国”。曾经兵临遥远的维也纳城下的奥斯曼帝国，到了20世纪伊始，却已经沦为一只生满疥癣的野兽，被战争、分裂和缓慢的经济发展侵蚀削弱。19世纪20年代，希腊王国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承认了塞尔维亚的独立地位。1878年，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获得自治，英国人也成为塞浦路斯的主人。19世纪80年代，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要地埃及，已经被牢牢锁定为伦敦的势力范围。整个19世纪，所有欧洲大国的人口都在增加，然而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却减少到了刚刚2 000万，其中大多数是文盲。英国一天的产煤量比奥斯曼帝国一年还多，而奥斯曼帝国的铁路里程还不及巴西和比利时，仅为印度的1/10。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安排实质上是外包给了外国银行家。

要说中国的话，1898年的状况更加糟糕。在过去的50年里，外国人已经把相对于科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转变成了在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水路沿岸的贸易特许权——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因此，在北京，清朝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本已脆弱不堪，饱受常年不休的地方叛乱和经常性的饥荒洪灾所困扰，如今则更加岌岌可危。所谓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外国势力不断渗透，中国完全无法追寻一种适应自身需求的经济政策。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势力范围，在帝国边疆遭到侵占。19世纪60年代，俄国人控制了外满洲的一块地区，打通了一条通往太平洋的道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了一座俄国城市，这座城市随后成了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1880年，法国不顾中国的抗议，占领了毗邻的印度支那城市河内和海防。（1884年，中法之间进行的一场海战在几分钟时间内摧毁了中国的一整支舰队，而法国的代价仅为5人死亡。）英国人把缅甸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国，并对在西藏的地位提出要求。1895年，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附庸国民族的日本人，在战争中战胜了中国。结果日本在《马关条约》中索取了巨额赔款，将台湾并入他们的殖民统治中，并正式确立朝鲜的支配者为日本，而不是清朝。

在中国内外，很多人都想知道，在这样一个有着故步自封的漫长历史、当权者专注于阻止各种可能对其地位造成损害的社会或政治变革的国家，中国文明到底有没有能力从内部复苏。很多人质疑中国到底会不会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幸存下来。（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思想家都读过达尔文及其自然选择理论的追随者的著作——中国重要的维新派理论家严复，就曾把托马斯·赫胥黎的作品翻译成中文。）1898年，巴黎一家杂志刊登了一张漫画，画中是一位身着传统中式服装的先生，拱着眉毛，留着大辫子（又叫辫发），耷拉着八字胡，下巴胡子稀少，举着双手，神色惊恐，因为用大字写着“中国”的一块大蛋糕正在被瓜分。威廉二世皇帝坚定地落下刀，分走自己的一块；他身边是维多利亚女王，珠光宝气的手指划出了英国的那份；俄国的尼古拉二世面露饥渴，正在考虑自己的国家要怎么选，法兰西共和国的女性化身玛丽安娜则在一旁观看。在另一边，一个武士刀已出鞘的日本武士正在贪婪地注视着这一幕。这幅画描绘了对中国的争夺，类似于19世纪80年代对非洲的争夺。对于中国的地位，更恰当的比喻或许是仍在被清朝的代理人所执行的一种古老酷刑：凌迟。

15年后的1913年，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都还没有脱离困境。两国都经历了更严重的战败、失地、任强国宰割的政治屈辱。（1913年，奥斯曼帝国正在进行战争，为的是在欧洲保留哪怕一个微小的立足之地。）但两国又都经历了山呼海啸般的国内政治转变，虽然一开始造成了局势的动荡，却促进着更长期的复兴展望。在君士坦丁堡，1908年，作为“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一部分，恢复了宪政，带来了希望——奥斯曼帝国如今将会依靠内部改革，依靠年青一代政治领袖的活力重整旗鼓。在北京，清朝的小皇帝不再深居紫禁城皇宫的高墙之内统治国家，在前任将军袁世凯的执掌下，共和政府的体制已经开始有了眉目。如果能够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建立起强力的中央政府——1913年，无政府状态和民间动乱席卷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度非常大——那么中国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犹未可知。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这样写道：

在这样一个（强力）政府的掌控下，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强国，能够轻而易举地保卫疆土，抵御侵略……一个西化的中国，拥有国内的资源财富和众多人口，迟早会成为世界工业和军事斗争中的主宰因素。

他提问道：“当这样一个中国开始寻求海外市场和殖民地时，会发生什么？”新强大起来的中国，是一种遥远却不再难以想象的展望。正是对它的这种恐惧，激发了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的灵感，让他在1913年写出了风靡一时的傅满洲系列小说第一部。《傅满洲博士之谜》（The Mystery of Dr. Fu-Manchu）描述了古老的东方智慧与现代西方科技相结合的危险幻想。

中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还是病夫——但未必是永远。从1898年到1913年，区区10多年间，两国都从缓慢、持续、显然不可避免的衰落期，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了更加变幻莫测的新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它们或许能够以更牢固、更适合、更体面的姿态留在世界大国之列。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改革家都满怀钦佩地将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帝国，那个效仿并赶超了西方、似乎已经掌握了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生存与发展的秘诀的国家：日本。

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孤立的岛国，每一名日本武士的公职就是杀掉任何可能出现在日本海岸的外国人。在日本，官方的锁国政策被视为一种国民信仰。然而，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开放。这在部分程度上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断入侵所造成的结果：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Perry）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开着军舰驶入日本，用汽船震慑了日本人，并要求大大超出了一贯授予外国商人的贸易权利。但日本的开放逐渐成了日本领导人制定的文明开化政策，他们明白西方军事技术在平息国内政治纷争中的用处，认识到现代化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下去的关键。

向西方开放的过程起初还是试探性的，犹疑不决，但在19世纪60年代急剧加速。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日本帝国首次在一场国际博览会上建立国家馆，这也引起了西方人对日本艺术和设计的一阵狂热。不久之后的1868年，被传统的半封建军事独裁政体，也就是幕府（bakufu）——世袭的将军（shogun）在江户（东京）发号施令，而京都的天皇仅仅是有名无实的统治者——统治了7个世纪之后，日本天皇的政治权力得到了恢复。末代将军被迫提前退任（不过直到1913年才去世）。本质为贵族战士阶级的武士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日本明治天皇（Emperor Meiji）执掌政治权力，史称“明治维新”（the Meiji Restoration），这也成了国运的转折点。虽然最初表现为回归更古老的政治形式，并伴随着重新发掘日本本国的美德和宗教、以取代由中国传入的佛教和儒学的势头，但明治维新实际上为日本由国家领导的加速西化打下了基础。锁国政策出局，取而代之的是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一些被用作学校教材的书籍，例如福泽谕吉1869年的著作《世界国尽》（Introduction to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赞颂了西方的先进文明。1871年，在岩仓具视的带领下，由50名政府高官组成的考察团被派往世界各地进行细致彻底的学习考察，目的是找出外国科学技术和组织制度的最佳榜样。他们在美国度过了205天（部分是由于考察团中的一些成员需要返回日本，取得足够的外交国书），在英国度过了122天，在普鲁士度过了23天，还顺道访问了巴黎、伯尔尼、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维也纳和罗马。

官员们受到了鼓舞。“从1800年到现在这段时间，在欧洲所见的财富和繁荣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考察团的一名成员在日记中写道。换句话说，日本没有理由不去迎头赶上。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日本开始为在东亚的霸权地位打基础。1889年，日本通过了一部宪法，设立议会。日本贵族改头换面，在形象上越来越向英国贵族靠拢。

经过了25年来的政治、工业和经济改革，日本在1894—1895年间进行的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战胜中国，表明日本在当时已经领先中国这个亚洲邻国到了何种程度。从中国获得的战争赔款，被用于进一步的海军扩张，铁路建设，以及1901年日本最早一批大型炼钢厂的建立。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扬眉吐气，并且开始期待让世界其他国家刮目相看。一家报纸充满希望地声称，从这时起，西方将会“用我们的自称来称呼我们：日本（Nippon），为日出之意，外国报纸中再也不会有Japan或‘日本佬’（Japs）这些词语”。1902年，世界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同意与日本结盟。两年后，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战争以日本举世震惊的胜利结束，这是一个亚洲大国首次如此彻底地羞辱了一个欧洲大国。虽然日本无法像对待中国那样，向俄国索要战争赔款（事实上，这场战争把日本推向了破产的边缘），虽然在美国从中斡旋的和会上，日本仅仅得到了微不足道的领土——重新得到旅顺，这是日本10年前从中国夺去、之后在和平谈判中屈服于西方压力被迫放弃的地区——但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改变。凭借着教育、节俭精神、经济转型、军事力量和政治决心，1913年的日本已经跻身于大国之列。

明治时代成就了如此的辉煌。但随着1912年天皇驾崩，其子大正天皇继位，关乎日本未来存在的另外一些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日本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民民主国家，还是保留传统的寡头政治属性？日本社会是要成为西方式的消费社会以满足个人需求，还是要使个人服务于集体、民族和国家？外国对日本的尊重达到了日本人的期待吗，还是说在西方种族主义的作用下，西方俱乐部永远不会完全接受日本？在亚洲，日本是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欧式殖民大国，还是说注定要唤醒其他亚洲国家，引领一场泛亚洲的复兴？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英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太阳依旧在发光——但英国的前景真的和上一代人时一样光辉灿烂吗？英国势力是否在慢慢衰落呢？太阳是否正开始落下呢？1913年英国空前的繁荣，大英帝国的霸权，伦敦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八面威风的中心地位，这些都很难与相对的衰落沾上边。但只要匆匆翻阅一下年鉴或者报纸，都足以确定以下事实：英国不再是一家独大；美国人比他们更有钱，德国人比他们更具生产力。

整体来看，大英帝国依然极其强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在继续兴旺发展。印度也是欣欣向荣。大英帝国的人口远远超出其他任何帝国。但帝国的国防问题，也是191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政治谈判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显露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帝国长期的完整性，并不仅仅是几句争论就能够保证的。英国自身在帝国中的地位已经有所改变。英国一度是大英帝国的引擎室，是这只猛兽带动生产的心脏。但如今的英国岂不是越来越像是一间董事会议厅，投资、做决定，本质上却是在以其他人的劳动，以过去的收益为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不会连这样的地位也将不保，英国会不会成为不列颠传统的贮藏室，成为海外不列颠人——身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或南非——返璞归真的理想乡，承载着他们对于绿野幽谷共同的回忆？

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鲁德亚德·吉卜林用一首带有警示意味的诗歌《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

我们的海军消失在远方——

炮火在沙丘和海角沦陷——

看啊，我们昨日的辉煌

像尼尼微和推罗一样消散！

万邦的审判者，请饶恕我们吧，

让我们永志不忘——让我们永志不忘！

 

即使是最强大的帝国，衰落也在所难免。15年后，这样的警告已经深深植入了公众的意识之中。1911年，《退场赞美诗》被谱成音乐，于当年在伦敦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举行的帝国节日（Festival of Empire）闭幕式上演出。帝王加冕礼的盛况如今却染上了悲壮的色彩。

英国本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和海外局势一样，是很多报纸专栏、酒吧聊天、高校辩论中讨论的对象。1913年，妇女参政论者走上街头，反对男性主宰的英国政治文化，要求选举权。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工会也威胁要切断英国的食物供应，虽然它们各行其是。最重要的是，英国这一代人的政治中最容易造成分裂的问题——爱尔兰自治——极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遭到了阿尔斯特街头武装志愿军的反抗。英国依旧是一个“活着”的大国吗，还是已经在分界线上的某处，从好的一类跌到另一类中了呢？

君士坦丁堡 历史的潮汐

1913年，君士坦丁堡城——古时称拜占庭，现代土耳其人称为伊斯坦布尔——正在步入生命中的第26个世纪。这座城市由希腊人建立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处战略要地上，最初是作为一座贸易城市繁荣起来的。后来到了公元330年，当时的伦敦还不过是罗马人在泰晤士河沿岸的一座营地，而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东都。哥伦布到达北美之前50年，即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从那时起，这座城市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统治着它的皇帝也一下子成了势力强大的统治者——他统治的这个帝国在鼎盛时期囊括了北非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全境，以及西南欧的一大部分——同时也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尽管自中世纪的全盛期以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势力大幅度削弱，但他们依然统治着近东和中东的中心地带。圣城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全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朝圣者去这些地方朝圣，往往都要经过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向东延伸至俄国的高加索地区和波斯，南至红海沿岸，北至黑海沿岸，在西方还保留着欧洲的小小一角，仅此而已。

土耳其诗人陶菲克·菲克雷特（Tevfik Fikret）将君士坦丁堡比喻成一名妓女，然而她却依然在吸引着游客和100多万名居民：

停泊在君士坦丁堡的船只。君士坦丁堡是出地中海的门户，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首都，各个邻国都十分眼馋。1912—1913年，保加利亚军队向城市范围内推进了几英里。

老朽的拜占庭，迷人的老糊涂

阅遍千人的寡居处女

你清新魅人的美貌，依然艳压群芳

望向你的眼神之中，依然爱慕流淌

 

对于一座在街头上演过大屠杀（仅仅五年前，1万名亚美尼亚人在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中丧生），经常遭受把一个个木屋居住区整个烧毁的火灾，还伴随着周期性的地震，却幸存至今的城市，这种自相矛盾的描述恰到好处。即便是在衰弱的晚年，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依然受到不同宗教和民族群体的热爱，在他们各自的社区历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座城市也依然是外邦人垂涎的对象——特别是俄国人——那些人把它视为基督教正统合理合法的所在地，憎恨奥斯曼帝国扼守着流经君士坦丁堡市中心的这条水路战略要道，这个从黑海出地中海的门户。

“三次得名的城市，人类共同遗产的宝石。”德国旅行作家赫尔曼·巴尔特（Hermann Barth）狂吟道。他指的是同一座城市，希腊人依然称之为拜占庭，其他基督徒（以及外国游客）大多称之为君士坦丁堡，而土耳其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是各种人群的家园，他们都深切地认识到了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对于各自在这里的相应地位也都非常敏感，这一点和耶路撒冷相类似，那里的统治者是土耳其人，但犹太人、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外国基督徒都能与那座城市产生共鸣。身为一个奥斯曼人，从最全面、最具政治意义的角度讲，就是要理解和赞颂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作为一个更宏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无论个人自身的背景如何。但在1913年，作为一个真正的奥斯曼人，无论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还是希腊人，都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在很多人看来，奥斯曼帝国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领土处在重围之下，“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君士坦丁堡中央政府与奥斯曼主义的传统遗产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多民族、多宗教的君士坦丁堡，到底是民族与民族主义时代的一个时代错误，还是像奥匈帝国一样，象征着社区之间和谐与合作的可能性？

在一年中不同的时间段，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登陆的各个社区——希腊人、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犹太人——会接管城市中的一些地区，举行特定的宗教或民族庆典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是开斋节，在三天的庆祝时间里，城里的穆斯林——大多是土耳其人，但也有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纷纷涌上街头，走亲访友，交换礼物——甜品和烟草，帝国的瓷器工艺品和香水。宗教性的庆祝活动很快成为世俗娱乐的借口，所谓节日，类似的还有澳大利亚内地的乡村集市或者法国的村庄节日：“手动的旋转木马，船型秋千，女孩子们更柔缓的秋千……有很多论据可以反驳吉卜林先生和他那套‘东方就是东方’的理论。”是城市咖啡馆中的卡拉格兹（Karagöz）皮影戏更具土耳其特色，是面向粗俗观众的粗俗娱乐。在一年中的晚些时候，会迎来穆斯林的第二大节日，纪念易卜拉欣献祭自己的儿子易斯马仪（并不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的以撒）。庆祝方式是仪式性的宰羊，在节日之前的几星期里，会有很多羊被船运至君士坦丁堡，咩咩的羊叫声盖过了城市一贯的喧嚣声、众犬的吠声以及宣礼员召唤教众做礼拜的呼声。

但走上街头过节的不仅是土耳其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城中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多是来自大不里士、说土耳其语的波斯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节日是阿舒拉节（Ashura），纪念先知的外孙侯赛因遇难，这也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分歧之所在。据一名美国评论员回忆，“一群可怕的白衣男子，嘶哑地吟唱着，挥舞着血淋淋的刀剑，往剃光了的头上砍”，冬日的雪花在他们半裸的身体周围打着转。基督教历法中最重要的是复活节，庆祝这个节日的是希腊人，他们代表着1913年将近1/4的君士坦丁堡居民，还有亚美尼亚人，他们占总人口的1/10。（19世纪90年代的社区冲突让亚美尼亚人所占比重大幅度缩减，自那以后，库尔德人取代了亚美尼亚人，垄断了城市街头的搬运工作，但城市的精英市民中还有很多亚美尼亚人：店主、建筑师、政府官员，甚至还垄断了奥斯曼帝国的军火生意。）

这些庆祝活动也可能演变成喧闹事件。1909年，英国侨民玛丽·波因特（Mary Poynter）在日记中写道，希腊东正教徒庆祝复活节，活动内容包括“向天开枪，向犹大像开枪……造成数人死亡，还有若干人受伤”。基督教其他节日的庆祝活动相对内敛些：在一月早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可以看见希腊东正教的圣水祝福仪式，参加的“在浴缸中颤抖的凡人们”，正伺机将地方主教投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的一个镀金的木十字架拿回来。1912年年底，希腊人安静地送走了享年78岁的约阿希姆（Joachim）牧首，街道上排列着“黑色的桅杆……杆上挂着黑底的旌旗，旗中央是白色的十字架，所有的房屋都装饰着黑白相间的花圈或花环”。

新年又是一个更好的寻欢作乐的机会，虽然穆斯林大多不以为意，但几千名波斯人会庆祝他们的新年，也就是所谓的诺鲁孜节（Nowruz），而基督教的各个教派也会在一月不同的日子里庆祝新年。1913年开年第一天，在附近的Sainte Marie Draperis教堂做过弥撒之后，奥匈帝国大使帕拉维奇尼（Pallavicini）侯爵在大使馆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在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人们向邦帕尔（Bompard）大使及其夫人致敬。据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大使夫人被誉为“法兰西女性美德”的化身。

据当地官员估算，除了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及城中的大量外国人，这座城市还有大约5.2万名犹太人。这些人中有两名野心勃勃的青年法学生，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二任总统的伊扎克·本—兹维（Yitzhak Ben-Zvi），他们穿着深色欧式西装和笔挺的白衬衫，戴着土耳其毡帽，融入城市的背景之中。

君士坦丁堡城熙熙攘攘的中心并不是广场或者宫殿，而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叫作金角湾（Golden Horn）的水湾——以及金角湾上横跨城市两个半边的加拉塔大桥。

金角湾南岸是老城区斯坦布尔（Stamboul），大多数城市本地人、巴扎、古老（当时已经废弃）的托普卡珀（Topkapi）皇宫、城里主要的清真寺［包括曾经作为教堂存在了11个世纪的阿亚索菲亚（Ayasofya）清真寺］也都在这一区域。金角湾北岸是加拉达（Galata）区，以及佩拉（Pera）区［现称贝伊奥卢（Beyoğlu）］。加拉达和佩拉是六七世纪前由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建立的，深受君士坦丁堡外国人的喜爱，以至于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将佩拉称为“异邦人之地”（Frengistan）。沿着码头稍往远走，同样有皇家在19世纪兴建的几座新的皇宫：首先是欧化的多尔玛巴赫切（Dolmabahçe）宫，其次是契拉昂（Çirağan）宫，最后是耶尔德兹（Yildiz）宫殿建筑群，它位于高墙之中稍微向内的地方，有自己的水电供给，自己的后宫——对于它的建造者、妄想狂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 Hamid II）苏丹来说，这就是他需要的一切。

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作家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向游客推荐的君士坦丁堡最佳位置，就在古老的加拉塔大桥上，在这里可以将君士坦丁堡的全貌、各个民族以及他们的活动尽收眼底：

身穿白色长袍、腰带上别着手枪的阿尔巴尼亚人，与身披羊皮衣的鞑靼人擦肩而过；华服盛装的土耳其导游在两队骆驼之间穿行；一辆套着阿拉伯战马的马车，紧跟在阿拉伯皇子的侍从身后辚辚驶过，上面堆满了某个土耳其家庭的奇珍异宝。步行的穆斯林女人，戴面纱的女奴，小红帽下一头飘逸长发的希腊女人，披着黑色长斗篷的马耳他女人，穿着古老民族服装的犹太女人，裹着五颜六色的开罗披肩的黑人女子，浑身上下一袭黑衣、来自特拉布宗（Trebizond）的亚美尼亚女人……这是一张千变万化的镶嵌画，种族、服饰与宗教的万花筒……沉重的脚步声连绵不断，喧嚣不止，嘶哑喉音的低语，让人费解的感叹，间或有法语或意大利语单词传入耳畔，仿佛一道道光线穿透浓厚的黑暗。

20世纪伊始，对这座摇摇欲坠的古桥进行加固的提案起初遭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的拒绝，理由是海平面的众多商店可能会成为一大战略要地，反抗他不得人心的政权。然而最终在一家德国公司的支持下，建起了一座新的、更宽的铁桥，横跨金角湾。这座桥在1912年完工。

在德·亚米契斯对加拉塔大桥的景色做出这番精彩描述之后的那些年里，奥斯曼帝国继续着从一等强国——与英国、法国、俄国并列——沦为二等强国的态势，名义上还是独立的，但显然已经堕入了“垂死”之列。奥斯曼帝国就自身领土的主权，向一种特殊的法律机制做出了让步，那就是名如其分的治外法权，它将帝国境内的外国人置于各自大使馆的保护之下。在19世纪中，受到这种保护的奥斯曼帝国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这让外国势力与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事务之间形成了恒久的利害关系。1838年与英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剥夺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项贸易政策。1875年，由于拖欠外债，奥斯曼帝国被迫将国内的财政安排让与实质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奥斯曼帝国公债银行（Caisse de la Dette Publique Ottomane），后者在1911年的员工数量已经超过了奥斯曼帝国自己的财政部。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引进英国顾问支援现代化建设，奥斯曼帝国的陆军也任命德国军人作为顾问。但这个国家却避开了更彻底的改革。奥斯曼帝国到底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了下来，没有被瓜分，原因在于有太多强国对于潜在的战利品存在利益冲突。这个帝国依靠借来的钱维系着，但最重要的是，时间也是借来的。

1876—1909年在位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被奥斯曼帝国的很多维新派视为部分问题之所在。苏丹即位伊始，就向有心改革的官员群体——青年奥斯曼党（Young Ottomans）——做出了让步，同意实行宪政，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以来的行政专制制度。但这番尝试并未持续太久。187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停止实行宪法，回到了奥斯曼帝国的老一套统治手段。苏丹的秘密警察特务令人闻风丧胆，经常关押政治犯，再把钥匙扔掉，以此强化苏丹的统治。在接下来的30年里，阿卜杜勒—哈米德主宰着这样一个政权，虽然偶尔也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但它的实质依然是保守的恐怖独裁。

很多奥斯曼人都因政权对新闻界的限制而气恼，并且担心奥斯曼帝国正在逐渐衰弱下去——内因与外因兼而有之。1889年，恰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一群年轻的、有心改革的政府官员、军人和医生——主要是土耳其人，但也有阿尔巴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受过良好教育但主要是中等阶级人士——成立了一个组织，最开始不过是奥斯曼维新派的一个秘密讨论小组。组织成员手按《古兰经》和一把左轮手枪，发誓效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大业，并自称统一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但外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青年奥斯曼党的继承者。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中，就包括萨洛尼卡（Salonica）的邮政工人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d Talat），以及驻扎在同一城市的下级军官伊斯麦尔·恩维尔（Ismail Enver）。他们的年轻被视为一种荣誉徽章，证明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一反奥斯曼人智慧与年龄成正比的旧观念。到了20世纪初，这个讨论小组已经赢得了军队各部门的鼎力支持，特别是在马其顿地区。它已经发展成为奥斯曼帝国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中心目标，首先是恢复宪法，其次是复兴奥斯曼帝国。至于这场复兴要如何实现，则是众说纷纭。一些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答案在于政治上的地方分权——到后来，有几个人甚至考虑效仿奥匈帝国，建立一个邦联制的土耳其—阿拉伯帝国。但绝大多数人认为，现代化要依靠一个经过改良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在这一阶段，大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与其说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倒不如说是灰心丧气的奥斯曼帝国爱国者。

他们对西方世界抱着羡慕和学习的态度——然而最终目标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免遭列强欺辱。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的总指挥部位于巴黎，开罗和日内瓦发挥着次要作用，然而萨洛尼卡——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马其顿一座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杂居的城市——成了前沿作战基地。（这座城市也是后来的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诞生地。）另外一些人认为，至少从短期看来，与德意志帝国结盟是维持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战略必要。至于要效仿的模范，或许日本是最合适的：这个国家利用西方科技实现了现代化，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独特文化中的精华（此外还与大英帝国结盟）。青年土耳其党人表示，奥斯曼帝国正在成为“近东的日本”。他们能否取得同样的成功呢？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实现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恢复宪法，而且几乎是兵不血刃。6月中旬，忠于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部队开始从马其顿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威胁称要武力占领这座城市。7月初，派来与之对抗的军队司令官谢姆西·帕夏（Şemsi Pasha）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统一进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暗杀。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自己军队的忠诚没有把握，于是决定知难而退，恢复宪法。长达30年的暴政理论上结束了。

在君士坦丁堡，这条消息让人们欢欣鼓舞。“屋里屋外都能听见人们的欢呼声”，玛丽·波因特在日记中写道：

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特务神奇地消失了，报纸（此前的审查极其严格，禁止撰写关于政治事务真实状况的文章）供不应求，价格也翻了一番。当轮船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沿岸各地的城镇居民纷纷欢呼。

宪法的恢复伴随着政治犯的释放，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遭受阿卜杜勒—哈米德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将宪法的恢复视为他们权利的保障。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把他们在帝国内部的经济力量，转变成在奥斯曼帝国议会中的政治地位。（而且在他们之中的民族主义者看来，这岂不是朝着实现“伟大理想”——说希腊语的全体人民重新统一成单一的希腊人国家——迈出了第一步？）土耳其女性现身街头庆祝，期待以阿卜杜勒—哈米德为首的皇室批准的男性沙文主义法典（例如穆斯林女性不许在没有男性亲属陪伴的情况下外出）能够放宽一些。帝国各地都在号召进行新议会选举，这也为君士坦丁堡更多的游行队伍提供了一个借口。玛丽·波因特描述了从投票站到记票房的一队人马，他们把投票箱像圣物一样携带着：

……领头的总是一支乐队，骑兵部队，还有马车队，车上挤满了盛装的土耳其小姑娘，跟在后面的是步行的民众，他们挥舞着星月旗和神圣的绿色旗，（当乐队没在演奏时）全体高唱新的爱国歌曲《祖国》（Vatan）……土耳其女性也随着队伍行进，往往为数众多。盖满了鲜花的投票箱，被热情的群众高高举起。

选举产生的288名代表中，有147名土耳其人、60名阿拉伯人、27名阿尔巴尼亚人、26名希腊人、14名亚美尼亚人、10名斯拉夫人和4名犹太人。

然而，情况并不是一帆风顺。阿卜杜勒—哈米德虽是被迫更换了他手下的大维齐尔，并且同意进行选举，但他依然是苏丹。君士坦丁堡的时局引发了政治动荡，另外一些人借机行事：保加利亚正式宣布独立，斐迪南（Ferdinand）成为沙皇（后来降格为国王），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克里特并入希腊。保守派反对随着宪法的恢复而来的社会改革。1909年4月，在政权更替中失去了地位的那些人，领导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心怀不满的土耳其军队打着伊斯兰教和恢复沙里亚法的旗号，实施了这场政变，很多青年土耳其党人被迫逃离君士坦丁堡。

反革命政变并没有持续太久。忠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一支所谓的“解救军”（Army of Deliverance）回到了首都，想要用武力夺回首都。“步兵迅疾的步伐、骑兵的奔袭、炮车向人行道开炮的轰鸣”，在本地人和外国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醒着他们，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权力基础终究还是军队。君士坦丁堡的战事暂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城市拉下了卷帘门，定期往返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商船停住了，却还随着大海的波涛起起伏伏。交火之地的建筑物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其中就包括波斯大使官邸——“当子弹和弹壳在他的门前呼啸而过时，他一定以为自己身在波斯”，一个当地人评论说。但对这座城市来说，比物质损失更严重的是政治后果。如今，土耳其人和穆斯林打了起来，正在互相杀害。青年土耳其党人认识到，宗教和政治保守派可以利用伊斯兰教来对付他们。

至少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在了。1909年4月29日下午2时45分，这位苏丹首次登上帝国的火车，开始在国内流亡，他的目的地是敌人的总部萨洛尼卡。玛丽·波因特在日记中写道，几个月前，相比耶尔德兹宫，“还是西藏更容易到达”。如今这座宫殿已经成为一处旅游胜地，吸引着人们前来仔细检查一个耻辱政权留下的遗骸，门口有一辆汽车可以载着游客到处游览，只需一小笔钱。曾经由400人照料的花园，很快便沦为无人管理的状态。庭院里散落着巨大的保险柜，柜门大敞四开，里面的东西早已无影无踪（据说有的是被军队搜刮走了，另外的珠宝于1911年被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巴黎卖掉了）。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Mahmud Shevket Pasha）将军率领解救军进驻君士坦丁堡，也因此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在他的支持下，一篇以英语发表的报道描述了苏丹在耶尔德兹宫的卧室，那里和他离开的那天早上别无二致：

一条柔软的土耳其棉被胡乱地堆在长沙发上……还有约莫六个柔软的丝绸垫子。近旁的一把长椅上，搭着一条白色的睡袍和一条绣着字母“A”的腰带，这两件很可能是苏丹最宠爱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埃芬迪（Abdurrahman Effendi）的。在耶尔德兹宫最后的几天里，他总是和父亲在一起。在苏丹的床边，有一个放咖啡杯的小托架，或者更可能是放一把左轮手枪。房间一角的壁凹中，有一个洗脸架和水盆，藏在一面漆屏风后面。长沙发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大幅日本卷轴，上面画着一只鸟，我认为应该是鹰。

新一任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在多尔玛巴赫切宫过着平静的生活，去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做礼拜，并且眼下正小心翼翼地避免有任何政治牵扯。

大约在接下来的一整年里，随着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新掌权，议会通过了数十项议案，有些是自由主义的，很多都试图扼杀反革命政变的萌芽：废除奴隶贸易，恢复宪法（以巩固议会统治），通过法律树立新的新闻审查制度，限制公众集会，（首次）允许向非穆斯林征兵，防止罢工。 G. F.阿博特（G. F. Abbott）描述了人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咖啡馆聊天时的话题，那些地方“曾经是胡思乱想的圣殿”，如今却被一个词占领了：变化，说的不是天气，而是部长。或许是首次起草了一项可靠的预算，表明奥斯曼帝国的开支仅为奥匈帝国的1/4，俄罗斯帝国的1/6。税制也进行了改革，在1910年时已经开始奏效，税收增加了，尽管还是低于政府开支的水平。消防和警察系统也进行了整改。奥斯曼帝国最终是否正在接受它所需要的、改革的休克疗法呢？

自始至终，君士坦丁堡本身也在变化。“电灯和电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街道上正在铺路，”玛丽·波因特在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之后的那些年里写道，“那些狗似乎也快要消失不见了。”（事实上是被转移到一个岛上集中处理了。）城市喜迎新一批外国游客，他们是来看看青年土耳其党究竟忙活了些什么：其中包括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安德烈·纪德和列夫·托洛茨基。阿博特写道：“表面上看，君士坦丁堡依然是那座有着宏伟的清真寺、乱糟糟的宫殿和肮脏街道的大城市，但这座城市的本质已经改变了。”

这句话说得太大了。奥斯曼帝国不可能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君士坦丁堡仅靠在边边角角收拾收拾，任命一位新的市长，或者杀狗，是不会变得像伦敦、柏林或者维也纳一样的。这种事情需要时间。君士坦丁堡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掌管它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就已经在缓慢地变化着。在他们离开很久之后，它还会继续变化下去。但君士坦丁堡只可能以一种庄重的步调变化，它的历史渊源甚至比奥斯曼人还要古老，更不必说那些突然发迹的新政治领袖。对于这样一座城市，这才是适合它的步调。

1913年，金角湾南岸的老城斯坦布尔，依然是一个极其破烂的地方。英国作家罗伯特·希琴斯（Robert Hichens）将它描述为“一座木头和大理石堆砌的城市，满是灰尘，脆弱的房屋看上去像是用一个晚上匆匆建成的，随时都可能散架”。除此之外，还有“宏伟的清真寺，拥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以及历代苏丹无比壮观的巨型纪念碑”。对斯坦布尔的居民来说，祖祖辈辈的生生死死都没什么差别，他们对每一块凹凸不平的铺路石都了如指掌，对每一扇大门的嘎吱声都耳熟能详，当地的清真寺，或者教堂，或者土耳其浴场（hamam），全都离得很近。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斯坦布尔是一处秘境，是东方的起点。他们徜徉在拥挤的街头，迷路，为之陶醉——或者是厌恶。

斯坦布尔老城大多未经规划，尽管在19世纪中曾经多次尝试城市改革，但普遍还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街道上的垃圾堆积成山，淡水只能不定时地由水泵和泉水供应，码头边的臭鱼味挥散不去，鸽子绕着清真寺的院子飞来飞去。当地的土耳其人用残羹剩饭喂狗，这些狗凶猛地守卫着它们各自的一块块领地，至于它们究竟是东方污秽的象征，还是幸运的护身符，则要看人们从什么角度想了。对于一些把皮埃尔·洛蒂最新的书抱在怀里的游客来说，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本身就能够激起美丽与悲剧的奇思妙想，在他们的脑海中生成栩栩如生的画面，比如旋转不停的托钵僧，或者后宫的土耳其佳丽和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女子。对于另外一些游客来说，斯坦布尔狭窄弯曲的街道意味着封闭的中世纪思维，更多地体现了东方神秘主义而不是现代科学，意味着一个离深不见底的野蛮仅仅一小步之遥的民族。想要取代沿袭了数个世纪的习惯，仅凭一两名青年土耳其党官员的雄心壮志是远远不够的。

罗伯特·希琴斯漫步在斯坦布尔，发现是城市的一种历史感在指引着他的行进：“斯坦布尔，它见证过多少，经历过多少啊！”其他人则更多地被它的衰落所感染。《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一名英国记者埃利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Ellis Ashmead-Bartlett）1912年前来报道巴尔干战争，他将这座城市描述为“被自然指定为人间天堂的地方，却被人类变成了邪恶、腐朽与流血的渊薮”：

……这座城市，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望去，仿佛是紫色山坡上挂满了大理石的梦境，近距离观察，却只见一堆摇摇欲坠的房屋，乱七八糟，无可救药，墙壁颓败坍塌，沿着没铺好的陡峭街道而建，疲惫的马在这些街道上跌跌撞撞地走着，美丽的清真寺零星可见，从一种陈旧的信仰花哨的垃圾堆中高高窜出。土耳其人自从1453年侵入这座城市，就没有做过任何有建设性的美化工作。他们仅仅是给古老的拜占庭教堂安上了宣礼塔，或者效仿希腊建筑风格建起一座座俗丽的清真寺。除此之外，他们就只是让这座城市陷入绝望的衰败。

1913年11月底，新任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到达君士坦丁堡。两天后，他参观了大巴扎（Grand Bazaar）。在返回大使官邸途中，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简洁明了的判断：“非常古怪。”

相比之下，佩拉颇为现代化，对欧美人来说也更为熟悉。外国使馆集中在这里，英国使馆占据着海面上方小山顶的一大块古典风格的街区。外资银行也在这里。［其中一家银行，奥斯曼银行（Ottoman Bank），在1896年被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团体亚美尼亚革命联盟（Dashnak）占领，他们威胁称如果得不到更大的自由，就要炸掉银行及其外国员工，这件事闹得很大。］西方科技创新往往也是最先传入佩拉：1856年城市的第一批煤气灯，1895年城市的第一部电影，以及1875年城市的第一条地铁线，这项工程在地下从加拉达码头沿岸一直挖掘到佩拉山顶，命名为“隧道”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佩拉大街（Grande Rue de Pera）两侧，以及与之相连的大街小巷里，分布着君士坦丁堡的欧式酒吧、舞厅和商店——意大利马戏场、法国剧院、德国市场（Pazar Alman）百货公司，还有Bon Marché百货公司，这里的导购员会用法语报出价格。在这里，在整个奥斯曼帝国349家经销店中的一家，你可以买到一台胜家缝纫机，还会有人教你如何使用这台机器追赶最新的巴黎时尚。母亲可以购买包装上用英语和法语做宣传的罐装雀巢浓缩牛奶，因为这种牛奶能够防止霍乱和本地牛奶中的掺杂。在玻璃窗后面的陈列中，或者在高高的商店货架上的堆积物中，人们还可以找到罗曼诺夫皇室委托制造的俄国Treugolnik胶套鞋，曼彻斯特生产的“巴黎”围巾，或者带着长缨的亮红色土耳其毯帽（不过就当时的时代来看，在奥匈帝国的某家工厂或者奥斯曼帝国首都方圆100英里之内生产，都是有可能的）。

在佩拉，可以见到城里的法国、德国或俄国家庭女教师。这种趋势遭到了保守派穆斯林的批评，他们担心穆斯林家庭会聘用这些基督徒女子。这座城市必然有一个部分是奥斯曼人去喝酒、买外国报纸或者外国书的地方。青年土耳其党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1913年正在索菲亚担任奥斯曼帝国驻外武官，他在休假时也会来到佩拉，练习法语，展现舞蹈才华。侨民和具有西方思想的本地人，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法国中学，这所学校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在区内占据了很大面积，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均可在这里接受教育。最近这一地区有一项扩建工程，是意大利僧侣经营的帕多瓦的圣安多尼罗马天主教堂，1912年才刚刚完工，与主街有一小段距离。城里的一流酒店全部集中在佩拉——其中包括佩拉宫（Pera Palace）酒店——还有那些二流酒店，例如Khedival Palace、Hotel de Saint Pétersbourg和亚美尼亚人名下的Hotel Tokatliyan。

一些人认为佩拉浮夸的西式现代性很无聊。罗伯特·希琴斯抱怨这里的“咖啡馆闪耀的玻璃，狡猾又放肆的眼神永远在透过它打量着外面的行人”，还有“从欧洲二流音乐厅走出来的那些自命不凡、涂脂抹粉的女人”，她们的肤色在电灯下像鬼一样苍白。美国人哈里·格里斯沃尔德·德怀特（Harry Griswold Dwight）担心“西方文明致命的同化力”正在把这座城市转交给“德国情侣（Liebespaar）、英国老处女、执意要让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一模一样的美国母女”。 G. F.阿博特嘲笑“伪欧洲文明浮夸的平庸……异域一切令人厌恶的事物，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正在飞快地把东方变成一张悲喜交加的西方巨幅讽刺画”。

的确，不只是有文化的西方人觉得佩拉完全是赝品。土耳其历史学家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Ahmed Cevdet Paşa）事先提醒一个外国熟人，佩拉呈现出来的奥斯曼帝国整体印象是完全失真的。他说：“你从这里透过望远镜观察伊斯坦布尔，但你使用的望远镜一直是歪的。”对于那些装欧洲人装得比真欧洲人还像的同胞，土耳其人是会暗自发笑的。作家艾哈迈德·拉西姆（Ahmed Rasim）就曾讽刺这样一个土耳其人的做作：

……在意念中去过巴黎，在精神中经过维也纳，瞥一眼柏林，看过意大利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这三座城市的地图，朝伦敦方向遗憾地叹了口气，在旅行指南中读到过美国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地的情况，然而事实上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伊兹密尔（Izmir，在土耳其西部），在飞檐下走来走去。

但这真的只是笑料吗？西方习俗入侵佩拉、进而影响整座城市的过程中，难道就没有什么有害的，甚至危险的成分？“不要小看自行车，”拉西姆写道，“它有很多弊端。”例如可以利用它来盗窃商品，引诱成年女性和年轻姑娘。对于穿着暴露的游泳衣公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泳这种地地道道的欧洲习惯，另外一些土耳其人也颇有微词，因为土耳其人就算真的要下水，也宁愿在竹围的严密保护下，洗男女分开的海水土耳其浴。一些人注意到了过去几年里奥斯曼女性着装的变化，甚至是走路姿势的变化，从慢悠悠的步伐变成了轻快、自信的欧式步伐——他们将其归因于西方的影响。这种现象击中了穆斯林社会的要害，因为这表示女性正在从她们的男主人手中解放出来，这太危险了。这要止步于何处呢？

1906年，年轻的土耳其女子泽伊内·阿农（Zeyneb Hanoum）怀揣着对更大的西方自由的梦想，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对她人生的束缚。在那里，她被“关在玻璃笼子里，包裹在原棉中”。她广泛游历，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意大利度过了6个月。然而，阿农最终还是回到了奥斯曼帝国。她发现西方并不一定比东方更优越，只是有着不同的弊端：愚钝、贪婪、暴力、自私。她总结道：“怂恿那些东方人到西方去，不出几年，他们就会沦落成和那些吸收着病态文学、沉湎于酒精、可怜堕落的西方人一样，这是多么危险啊。” 阿农体验过西方，觉得它很做作；佩拉则是君士坦丁堡中心西式做作的象征。

居住在这座城市的数十年间，拜占庭学者亚历山大·范·米林根（Alexander van Millingen）记录下了君士坦丁堡的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并不都是往好的方向。他在20世纪初写道，这些年来，这座城市的特色或许稍微有些淡化了。西方科技的进占，让东方的神秘黯然失色。19世纪70年代，德·亚米契斯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路人服饰，奥斯曼专家一看便知穿戴者的民族和宗教，而那些服饰正在逐渐被千篇一律的欧式打扮所取代：“当下的风尚是‘无拘无束’ 。” 为传统的土耳其家庭增添一丝神秘、为家里的女人挡住入侵者视线的格子屏风，正在被威尼斯式百叶窗所取代。“站在大道上便利地点的马群，可以把你载到几步之遥的街上，或者路途遥远的地区，”范·米林根忧郁地写道，“可它们已经让位于出租汽车站，以及一条贯穿加拉达山的隧道。”在19世纪40年代还是孩子的那些老人，可能会记得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一艘轮船；如今，这样的轮船在海面上起起伏伏，挤掉了过去那些不怎么结实却很雅致的轻舟。过去，欧洲的邮件从的里雅斯特走海路需要一个星期，从马赛每个月有三班邮轮，而如今每天都有火车运送邮件，邮资也很低：

那年（1888年）8月14日，聚集在斯坦布尔的火车站［锡尔凯吉（Sirkeci）车站，海峡对面是亚洲线的终点站海达尔帕夏（Haydarpaşa）车站］、目睹从奥地利首都开来的第一列火车的人们，或许对于这一事件的意义知之甚少。但这里是君士坦丁堡与西方世界的接入点。如今的主宰是新思想、新时尚，不管是好是坏。这座古老的东方城市的缺点，很快就会变为一场旧梦。

1913年，这座古老城市的缺点或许还存在着——但是在范·米林根眼里，大概也是这座城市魅力的一部分。

现在，加拉塔大桥上有了新的行进队伍：土耳其军队，其中很多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他们正要去击退几乎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巴尔干军队——还有难民，几乎是清一色的穆斯林，他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欧洲村镇，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暴力一直是奥斯曼帝国边境事务的一部分。在穆斯林与基督徒混居的阿尔巴尼亚省，奥斯曼帝国当局与地方叛乱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叛乱大多是关于无穷无尽的苛捐杂税和征兵，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之后，对于阿尔巴尼亚学校应采用哪种文字体系的争论。低级的抢劫和军事报复愈演愈烈，成了巴尔干民间传说的素材。英国旅行家伊迪丝·德拉姆（Edith Durham）在1909年的著作《阿尔巴尼亚高地》（High Albania）中，引用了一首典型的热情洋溢的巴尔干歌谣：

啊，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

重拾欢乐与苦难——

倘若它起火刮风或者下雪又如何？

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

回到这里，活人也许明天就会死亡，

心口被洞穿，或者头部中一枪——

回到这里，热情澎湃，慷慨激昂——

啊，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

埃迪尔内（Edirne）的英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恩维尔·帕夏的傲然身姿。青年土耳其党人寻求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为的是更好地保卫国家。

但最近的一轮国际战争正在威胁着奥斯曼帝国，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国内的政治优势地位，这轮战争并不是在一直麻烦不断的巴尔干地区开始的，而是在人烟稀少的北非。1911年，意大利人入侵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利比亚，希望用一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胜利，抹去阿杜瓦战役（Battle of Adowa，1896年一支意大利部队在此战役中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的回忆，奠定意大利的强国之位。正如他们所愿，很快便占领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奥斯曼人无法通过陆路增援利比亚，因为英国人拒绝他们经过埃及，也无法通过海路增援，因此不得不略施诡计。包括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青年土耳其党军官，伪装成平民，组织游击队进行反抗。这样的反抗绝不可能把意大利军队驱逐出沿海地带，却阻止了他们占领内陆地区。为了试探和逼迫奥斯曼帝国政府讲和，意大利军队做出了回应，于1912年夏占领了爱琴海中离土耳其海岸很近的十二群岛（Dodecanese）。这件事在君士坦丁堡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奥斯曼帝国议会暂停工作，而青年土耳其党人最近才以种种手段重新赢得了多数席位。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们被排挤出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以反对青年土耳其党的观点而闻名的新一任大维齐尔走马上任。

1912年10月，奥斯曼帝国终于同意割让利比亚。作为交换，意大利人承诺从十二群岛撤出。然而到了这时，帝国已经是腹背受敌，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组结成了松散的巴尔干同盟（Balkan League），在巴尔干地区展开了攻势。和利比亚的冲突相比，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战争——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在利比亚，奥斯曼人是为面子而战。在巴尔干，他们是为同胞的家园，有时也是为自己的家园而战。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声嘶力竭地欢呼，挥舞着手帕，为奔赴前线的土耳其军队送行。一名土耳其士兵向美国记者展示了塞在子弹带里的牧笛：“上战场就是这样，他说——如同参加婚礼一样。”

然而，奥斯曼军队在巴尔干遭到了血洗。巴尔干同盟的推进速度很快。1912年11月，萨洛尼卡落入希腊人手中（次年，希腊国王乔治一世被一名希腊人刺杀，这件事貌似有利，实则不利）。奥斯曼帝国旧都埃迪尔内［旧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也被围困。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伤兵回到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里挤满了新的居民；办公楼和大使馆成为临时医院，英国医生和法国护士照料着土耳其伤员。［玛丽·波因特的日记和外语报纸中，都有很多关于劳瑟夫人（Lady Lowther）的战争救济委员会的记载。］还爆发了霍乱。

快要到年底的时候，保加利亚军队曾经一度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几英里，他们的飞机在前方侦查，想要看看这座城市的宣礼塔，估量一下奥斯曼人在恰塔尔贾（Çatalca）周围布下的最后一道防线。欧洲列强的军舰已经准备就绪，一旦有必要保护它们的公民，就会让舰上的士兵冲进城市。人们也打点好了行装，准备匆匆离去。市郊的墓地成了他们的露营地。“在那里，生者向死者寻求庇护，”波因特写道，“1203年想要攻陷一座基督教城市的十字军，以及1453年那个阳光明媚的5月攻陷拜占庭的土耳其人，都曾在那里安营扎寨”——

南下的（保加利亚）军队现已离我们这么近了，如果他们取胜的话，是会从我们属于欧洲的城区进入城市，还是会经过这么多难民临时安顿的柏树墓地？……他们会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弥撒吗？……我们几天之内就将知晓。真是好一阵等待啊！虽然他们告诉我们危险，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害怕。

1913年年初，在国内已经失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决定自作主张，表面上是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堡政府通过欧洲列强在背后撑腰的一纸合约割让埃迪尔内。1913年1月23日，一群青年土耳其党官员闯入正在召开的内阁会议，枪杀了战争部长，迫使大维齐尔辞职。新一届内阁成立。与巴尔干同盟的战火几乎是立刻重燃了起来。

对于巴尔干战争的是是非非，外国人意见不一。一些人同情土耳其人。皮埃尔·洛蒂认为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勇士，并发问道，如果埃迪尔内被巴尔干国家的基督徒军队占领，将会发生什么。他警告说：“满脸大胡子的胜利者的鞋靴玷污了塞利姆二世（Selim II）美轮美奂的清真寺，以及寺中的葬礼亭，之后就会开始抢掠、强奸、杀人。”（有人提议用这位法国作家的名字给君士坦丁堡的一条路命名，事实上后来果然有一条路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还有更多的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困境无动于衷。英国殖民地官员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认为，巴尔干战争为他所谓的“东方问题的最终解决”开辟了途径。将奥斯曼帝国逐出欧洲，会是一项文明的进步。“纯种的土耳其人是很愚蠢的。”他这样写道，声称他们的建筑师、医生、金融家和海军上将全都来自被他们征服的那些民族，而不是他们本民族。

更多的西方人是透过自己国家利益的棱镜，去看待巴尔干的时局和奥斯曼帝国的存亡。俄国人对奥斯曼帝国没什么好感，但他们并不想让保加利亚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他们的考虑是，如果说要有哪个欧洲大国来控制这座城市，那么应当是俄国人自己。同样地，奥匈帝国人与奥斯曼帝国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但他们担心这场战争会让塞尔维亚和黑山实力壮大，成为在巴尔干地区与自己的国家相抗衡的一道斯拉夫屏障，他们还想确保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斯库台（Scutari）落到阿尔巴尼亚人手中（正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涉）。德国人与奥斯曼帝国是长期的政治联盟关系，他们想要确保自身地位不被连累。英国人过去一直担心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如今他们担忧的是，倘若由于基督教徒入侵，伊斯兰哈里发被迫离开伊斯坦布尔，那么印度可能会出乱子。［事实的确如此，印度的穆斯林已经在为奥斯曼帝国的救济工作积极捐款，甚至发布了一条伊斯兰教令（fatwa）号召抵制欧洲商品。］

随着1913年3月埃迪尔内落入保加利亚人之手，巴尔干的局势对奥斯曼帝国更加不利了。列强急欲争取某种和平解决协议，最终在5月迫使交战各方签订了《伦敦条约》，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伦敦条约》上的墨迹还未干，新的战争计划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巴尔干同盟一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方便而结合，而非出自热爱，如今正在瓦解。虽然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都获得了多到令人震惊的领土，可它们都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多分一杯羹。到了6月，保加利亚人已经与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打了起来。奥斯曼人看到了机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已经是无可挽回了，但至少埃迪尔内还是可以夺回来的。7月，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的保加利亚人被赶出了这座城市，最终，青年土耳其党军队领袖伊斯麦尔·恩维尔（现称恩维尔·帕夏）可以宣告一场奥斯曼人的胜利了。《伦敦条约》匆匆修改，以反映局势的变化——现在它变成了《布加勒斯特条约》，确认了奥斯曼帝国对埃迪尔内的占领。

这一系列的战争血腥凶残，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前线。这次冲突会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留下深深的伤疤。在保加利亚军队占领的地区，穆斯林被迫改宗，经过了洒圣水和象征性地吃香肠，才算完成。当埃迪尔内陷落时，奥斯曼军队被围困在一个孤岛上，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亡，抬手能够到的树皮全都被撕下来充饥。萨洛尼卡的犹太人莱昂·夏基（Leon Sciaky）后来将1913年确定为大批犹太人从这座城市向外移民的开始，很多人都移居至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角落——巴勒斯坦。这一年，他参观了偏远的乡下地区，回想起“甚至都没有犬吠声迎接我们的到来……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停留在往昔，如今的这里一片沉寂”。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资助的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指出：“战败一方的人口焚烧村子，大批离去，这在巴尔干所有的战争和暴动中，都是已成常态的传统。”让人沮丧的是，这类冲突总是周而复始：“他们总是把自己的遭遇转而施加在他人身上。”尽管在巴尔干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奥斯曼土耳其人溃败得太快，来不及犯下太多残忍的暴行，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还是有机会报复的。在Kirka村，曾经屠杀了当地穆斯林的东方希腊人反遭屠杀。

夺回了埃迪尔内，奥迪曼帝国的荣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君士坦丁堡重掌的政权也得到了巩固。如果和平能够持续下去，那么面对大幅度衰落但或许更容易管理的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现在就可以转过身来面对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迫切任务了。1913年9月，统一进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帝国行政和经济改革方案，并表示该委员会应当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政党，向西方的政治正常化看齐。

为了保证比以前小了一些的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失去了这么多领土和人口之后，如今不同群体之间的政治安排必然要重新调整。尤其是帝国的阿拉伯人，必须要安抚他们，使他们免遭分裂的诱惑。1914年4月，政府首次允许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省份的法庭上使用阿拉伯语，并且在学校里将阿拉伯语作为主要语言。次月，奥斯曼军队中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提议称，帝国或许应当迁都到阿勒颇，他认为这项举措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意义。这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太难接受了。但在1913年，一名阿拉伯人被任命为大维齐尔，此举体现了帝国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经济学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正在泰然自若地处事，几乎不被国家的胜败所左右”。人民迎来了一场大丰收，贸易也正在恢复。（《经济学人》表示，这座城市如果变成自由港，将会得到很大提升。）君士坦丁堡位于Silahtarağa的第一座发电站正在建设中。有轨电车已经开始通电，先从城市的加拉达区的几条线路着手进行。推出电话业务的工作也在进行着，来年将建成至少12个电话局。12月，让俄国人颇为懊恼的是，德国人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将军受奥斯曼帝国政府邀请，率领一个由4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这样的规模远超过去。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协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始了。1913年是困顿之年，但并不绝望，作为奥斯曼疆域漫长历史中一个新篇章的开始、长期以来与帝国唱反调的历史潮流最终开始倾向于它的时机，这一年会因此被人铭记吗？

北京—上海 从沉睡中苏醒

据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法国人樊国良（Alphonse Favier）描述，站在城墙上看这座城市，一些外国人将这个景象巧妙地比喻为“一盘菠菜里夹杂着些许蛋黄”。“除了树还是树，别的什么都没有，”樊国良解释说，“只有几座宫殿和塔的黄瓦屋顶穿透这片绿色。”直到1860年，外国人才获准沿着城墙走动——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这项权利。清朝做出这番让步，是希望借此缓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对其他事项的要求。20世纪初，城墙被认为是游客或新迁入者的最佳观景地之一，可以由此领略这座城市的规模，捕捉到城市布局中的某些元素，这种布局满载着权力的象征和中华帝国及其清王朝的儒家理想。（即使到了今天，现代北京城的布局虽然经过了极大的扩张，但本质上还是沿袭着皇城的四方形布局。）

然而从城墙看到的景色并不是北京最美的一面。那份殊荣向来只是一个人的专属，他就是皇帝。唯有通过皇帝的眼睛，从名如其分的紫禁城一端的假山上一个凉亭望去，这座城市才能显现出特有的威仪。北京的这一块地方，被一条护城河和三道墙保护着，与外界隔开。每一道墙都代表着皇帝与人民之间的界线——兼有原则上和事实上的意义。城中之城，道道围墙，重重世界：这就是帝都北京的秩序。

紫禁城是宫廷和在宫廷中任职的太监们的专用之地，包含在较大的皇城之内，贵族和高官可以在皇城居住，再一道城墙之外便是内城，内城是城里的旗人（驻军）的基地。1903年到访的美国游客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写道：“风俗习惯从这‘内部’汹涌而出，脉冲向中国的其他地方，仿佛血液从心脏流出，通过上千条动脉，直到帝国最边境。”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最终得到了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的权利，自那以来，北京城中的小型外国人群体开始在外国使馆区居住。这一地区五脏俱全，有自己的教堂和学校，这里的尖塔和西式建筑打破了帝都北京的建筑协调性。在这之外坐落着外城，可以进行商业活动，北京物质意义上的秩序终于开始瓦解成乱糟糟的低矮胡同，漂亮的四合院隐藏在厚重的木门之后，泥泞的小路上垃圾遍地，未经铺砌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力车和猪，还有来自戈壁沙漠的蒙古骆驼和中国北方的矮马。

凯瑟琳·卡尔1903年的北京之行，既是公务，也是游玩。她被聘请为慈禧太后画肖像，用于在来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卡尔对于中国宫廷生活的初次体验并不是在紫禁城，而是在西北方向几英里外的颐和园：

在等候室整理了一番过后，我们出去，见到了宫廷的总管太监，他领着我们来到了一身红色的宫轿前，每台有六个人来抬。我们坐在轿子上，经过（帝后专用的）御路门，从左边的一个门进入，来到了天子住所之一的一个神圣地界，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宫殿的墙内！我们还没来得及领略周围的环境，就被他们抬着，迅速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庭院和花园，最终来到了一个较大的正方形庭院。庭院里摆满了一盆盆奇花异草，种满了赏心悦目、茁壮成长的灌木。轿夫们把我们的轿子放在这里，我们走下轿子，在众太监前前后后的簇拥下穿过庭院。眼前是宫殿的大玻璃门，闪耀着巨大的红色“寿”字，静静地向后摇开，我们终于来到了中国皇太后殿下的王座室！

和慈禧太后最初的交谈中，她对这幅画像提出了诸多条件，之后便回去更衣，再次出来时，她“一身黄袍，上面织着颜色逼真的紫藤蔓图案，绣着大量的珍珠”。她的指甲留得很长，这是时尚的表现，一只手上戴着翡翠制成的指甲套，另一只手上戴着镶嵌红宝石和珍珠的黄金指甲套。“我的心都在颤抖！”卡尔坦言道，“我要画的这位了不起的女人，她那神秘莫测的双眼犀利地盯着我，也让我心乱如麻。”就在这时，王座室内总共85座钟同时敲响了11下，“吉时已到！我拿起炭笔，在大中国皇太后第一幅画像的画布上，挥下了第一笔”。

卡尔有充分的理由颤抖。慈禧太后拥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她实际统治中国长达40年。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作为儿子同治皇帝的摄政者统治国家。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打破了满族人的传统，立3岁的侄子光绪为皇帝，也因此继续将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直到光绪皇帝成年。他成年之后，在1898年试图通过大量的西式改革与慈禧决裂，诡计多端的皇太后完全将他排挤掉，再次恢复了自己在王座背后的实权。

但慈禧并不只有冷酷无情、玩弄权术的名声。她对外国人的仇恨也是声名在外，这是1900年所谓的义和团运动造成的结果。1903年凯瑟琳·卡尔开始为她画像时，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对外国人的屠杀——以及对中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即使到了10年后的1913年，那场起义运动及其后果也并不比“9·11”恐怖袭击事件距离当下的我们更遥远。对于中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误解，那是一面生动鲜活、不容忽视的背景。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源头比较模糊，一开始是山东省的一系列洪旱灾害将农民们逼到了绝境，但逐渐发展成了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的更大规模的起义。起义由义和拳松散地领导，这个团体由一群狂热崇拜着的乌合之众、亡命之徒所组成，他们发扬战无不胜的信念，为各种毫不相关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排外性质的聚焦点。在西方，该团体被称为拳民（Boxers），指的是他们对武术的热爱。在1900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中国农村地区的传教士们陆陆续续向北京陈情，汇报说拳民对西方表现出来的一切进行可怕的攻击，特别是针对中国基督徒。义和团认为他们进行西方的宗教活动，扰乱了中国农村的自然秩序。樊国良主教关于北京的著作中，对中国文明好的一面——优美的瓷器、乐器、漂亮的灯笼、精致的丝绸——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可他对于中国暴民暴乱的残忍和野蛮，或者倘若义和团进入北京可能引起的后果，却并没有心存幻想。大多数外国人更为乐观——一旦义和团接近首都，那么慈禧当然会镇压这场暴乱吧？

在这次事件中，慈禧太后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她深信义和团的愤怒针对的是外国人而不是清朝，而西方联军认为应当占领清朝在大沽的一座要塞，他们声称是为了在动荡时期更好地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这也让她颇为气愤。190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慈禧不但没有试图解除他们的武装，或者劝他们不要损害西方人的利益，反而给外国公使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次日下午4点之前撤出北京，否则后果自负。一场农民叛乱，演变成了一场得到朝廷认可的、全国性的起义。外国公使与外界联系的电报线被切断，如今他们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冒险逃到空旷的乡野，想方设法到达海边，天晓得有什么办法，而且很可能要遭遇一大群义和团起义者，要么就碰碰运气，留在使馆区，用有限的武器——手枪、几架机枪、一台大炮——进行防御，或许还要面对慈禧太后自己的军队。

全盘考虑之后，很容易就排除了第一条行动路线，完全是从道义的角度选择了第二种。“试想一下，这队人马从巨大的北京城逃出来（倘若他们选择了第一种），那将成何体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伦诺克斯·辛博森（Lenox Simpson）写道：

……我们1 000名白人，一大群中国当地的基督徒跟在我们身后，请求我们不要抛弃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你觉得我们能在前面逃跑，任凭义和团和野蛮的军人进行一场恃强凌弱的屠杀，每时每刻都在清剿后方的掉队者和手无寸铁的人民吗？绝对不能！

事实上，这番算计一方面是想要保护中国基督徒，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保。在使馆区，外国人至少还能寄希望于电报线被切断之前就已经召唤过的军队会在短时间内赶来。一旦出了使馆区，谁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情况？

于是他们不顾外国使馆的外交领导们最初的提议，选择了破釜沉舟的坚守。和任何冲突一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既有英雄气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柴五郎中佐——也有绝望的恐惧，外国使馆区将要失守的威胁挥之不去，他们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遭到严刑拷打，慢慢等死。伦敦的报纸已经准备好并且提前发布了外国使馆区重要人物的讣告。事实上，这场围攻让使馆区11个国家的人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展现了他们的智谋和韧性。所有合适的物品都被熔铸成子弹，在古玩店找到的一台古董大炮被除去了灰尘，派上了用场，外国使馆区的骡马很快就作为人类的食物而牺牲——使馆区的中国基督徒并没有享受到这份恩惠——最新款的时装也被撕成一片一片，用来制作沙袋，或者为伤员包扎。

在7月中旬，似乎一度实现了非正式的停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慈禧太后身边的各个派系开始质疑这样打下去是否明智，因为对手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的缩影。然而到了7月底，停火的表象荡然无存。战斗重新开始，双方都在乱射。在外国使馆区，没有人知道下一场袭击将会发生在何时何地，那或许将是他们无法击退的一场袭击。

然而7月中旬的暂时停战，让被围困的西方人得到了一些消息：现在他们知道，外面正在组织一支增援部队。8月初，这支两万人的部队向北京进发。这支国际联军由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分遣队组成，由一名普鲁士陆军元帅担任总司令，为纪念第一名被杀的欧洲人——德国公使冯·克林德男爵（Baron von Ketteler）。让其他国家的人感到恼火的是，最先进入北京的竟然是英国人指挥的英属印度部队，缠着头巾的印度锡克教徒受到了幸存的外国人山呼海啸般的热烈欢迎。辛博森回忆起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爬上一面墙，扑面而来的是“另一个世界的气味……印度的气味！”在濒临绝境之时夺取了胜利，西方人的刚毅在逆境中取得了胜利。也难怪义和团运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各大报纸上占据了这么多头条，不断涌现出与之相关的书籍、回忆录，甚至单独一部电影。

突破了这重围困，周围的大屠杀也就暴露无遗了。几天以后，穿行在北京城的英国作家亨利·萨维奇·兰多尔（Henry Savage Landor），遇见了一个母亲，她一边啜泣一边抚摸着儿子的脸庞，哀求他回答自己，这个孩子最有可能是被西方人的炮弹片炸死的。兰多尔还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太监吊在横梁上，身体上布满了严刑拷打的痕迹。在一个院子里，他碰见了一堆被砍掉的脑袋。在远处的一条小巷里，他发现三个大人和三个小孩儿靠着一面墙被吊起来绞死。“光线并不适合拍照，因为尸体都在阴影处。”他写道。但他还是拍了一张照片。“鉴于尸体的腐烂状态，”他继续道，“我并没有长时间曝光。”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其他地区。义和团杀害中国基督徒，外国军队的纵队也各自施加报复行为——俄国人在满洲，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天津。那一年早些时候，德国士兵动身前往中国时，威廉二世皇帝激励他们道：“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1 000年后也不敢瞧不起德国人。”他们听了皇帝的话。不久前签订的《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确立了战争法，可人们认为它并不适用。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这一事件是镇压半殖民地的一场叛乱，而不是文明国度之间的一场战争。

英国和平主义哲学家戈兹沃西·洛斯·迪金逊（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中，通过“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这个角色之口探讨了中国的这一事件。他写道，义和团或许“野蛮残忍”，但西方的军队，基督教国家的军队又如何呢？

1901年，义和团运动遭到国际干涉之后，北京的美国水兵。

问问从北京一直到海边那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吧；问问被杀害的男人、被凌辱的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吧；问问与犯罪者已经合而为一、难解难分的无罪者吧；我们在走投无路之下揭竿而起，想要拯救自己的国家，而你们以暴制暴，却未曾停下来思考一下，你们所报之仇，正是自己的不公所造成的结果，问问爱世人的基督，你们宣誓要服侍的基督，让他来评判究竟孰是孰非吧。

在伦敦、旧金山或者柏林，这番诉求很难触动太多人的心。在那些地方，关于义和团暴行的传闻传到了西方人耳朵里，而他们已经对种族战争的概念习以为常了——1887年，澳大利亚劳动联盟（Australian Labour Federation）的创立者写了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而且也将当地充斥着大烟馆、三合会和堕落白人女子的唐人街，与疾病、毒品和犯罪联系在一起。（早在19世纪80年代，土生土长的华人的风俗习惯，对美国构成了所谓的威胁，导致华人被禁止加入美国国籍。）认定偏见向来要比质疑偏见更容易。

北京的暴乱结束了，紧随其后的是耻辱。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外国军队进驻中国首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被外国军队放过的紫禁城，这次却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和几年后君士坦丁堡耶尔德兹宫中的苏丹卧室一样，中国皇帝的卧室也让人格外感兴趣。无处不在的皮埃尔·洛蒂，和法国水兵一起涌入北京，他提到了据说皇帝正在学习弹奏的一架钢琴，一台播放中国乐曲的八音盒，还有一张御黄色的丝绸床垫，皇帝留下来的压痕还在。“他那深不可测小脑袋得有多么混乱啊，”洛蒂沉思道——

……三重围墙的宫殿，甚至被侵入了最深处的秘境；贵为天子的他，被赶出了二十代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外人难以企及的家园；他被迫逃亡，逃亡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让自己暴露在（平民的）视线里……甚至还要哀求，还得等待！……

洛蒂离开时，听见身后有人用浓重的加斯科尼（Gascony）乡下口音的法语欢呼道：“哟，我跟你说啊，哥们儿，这下咱们可以说在中国皇帝的龙床上打过滚儿了！”抢掠现象非常普遍，金银财宝塞满了一个个士兵的大衣和背包——或者作为战利品被运送到巴黎和柏林的博物馆。

虽然有命令禁止记者到场，但亨利·萨维奇·兰多尔还是设法靠嘴皮子功夫，陪同俄国的连纳维奇（Linevitch）将军加入了紫禁城的联军胜利游行队伍。［结果他发现自己并非唯一一个溜进去的记者：长期担任伦敦《泰晤士报》通信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已经在里面了。］英国炮兵鸣放21响礼炮，用萨维奇·兰多尔的话说：“魔咒已破。事已至此。天子们保持了500年神圣的地方，两秒钟就遭到了洋鬼子的亵渎。”他离开时，特别提到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虽然表面上恭顺，甚至卑躬屈膝，但任何一个善于观察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们无动于衷的面容流露出仇恨与轻蔑的神情。”这种轻蔑让人难以忘记。大约一年后，当紫禁城再次交到慈禧太后手中时，中国屈辱史的最后时期在《辛丑条约》中开始了：一笔惩罚性的赔款要求在1940年还清，为西方死难者树立纪念牌坊，允许国际军队永久驻守北京外国使馆区，禁止中国进口军火。1903年，冯·克林德男爵的纪念牌坊在北京落成，德国士兵列队经过。

凯瑟琳·卡尔认为，慈禧太后将回到北京紫禁城的时间一直推迟到最后一刻，甚至等到颐和园一直生着火的炉子都无法继续保持足以让人居住的温度，都是不足为奇的：如果说紫禁城是中国最神圣的场所，是满族人的正座，那么它现在也是一个被玷污的王朝被玷污的象征。

在外国人数十年的掠夺中，中国的缺陷被痛苦地揭露了出来，如今外国士兵更是已经侵入了紫禁城，如何才能克服这个缺陷呢？

卡尔身在北京的那一年，曾经为光绪皇帝1898年那场注定失败的改革进言的梁启超，正身在美国。和日渐壮大的中国维新派一样，梁启超旅居国外，并且从国外的所见所闻中汲取灵感。曾经将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译成中文，还翻译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著作的严复，年轻时曾在英格兰生活，就读于伦敦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推翻清王朝的领袖人物之一、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夏威夷长大，在香港学医，并且经常去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旅行（在欧洲时，他和几十年前的马克思一样，喜欢泡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里）。

和严复、孙中山一样，梁启超也坚信，为了理解中国的缺陷，为中国的复兴打下基础，将目光投向国境线以外是势在必行的。在纽约，他设法安排了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一次短暂约见，后者向他提出了以下这条价值连城的建议：“任何一次投机的结果都取决于事先的准备。”在芝加哥大学，梁启超对图书馆施行信誉制度的效果感到惊诧。

即使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着眼点相对较小的比较，也可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梁启超提到，虽然中国的商店几乎一直营业，而美国的商店每到星期日就要关门，但美国的店主更富裕。他总结了每七天休息一天的重要性。在中国，只要是百人以上的聚会，必然伴随着噪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然而在美国的剧院里或者音乐会上，观众们都很安静。中国人讲话声音很大，经常打断对方，然而美国人的讲话方式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而且很少打断别人。梁启超的观察甚至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走路姿态的差异：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

这些观察结论合在一起，就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纸诉状。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历史让中国人成为“族人，而不是公民”，怀着村落意识而不是民族意识——事实上“民族”这个词本身就是一项创新，1899年首次出现在汉语中——他们能够接受专制，却无法享受自由，缺乏设立自身民族目标的能力。这些根本的差异，被千年帝国史固守着，抑制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自卫能力。为了成为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中国首先自己要成为一个国族：正如法国政治理论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19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是一群通过“当下的共同意志——对于过去共同完成的伟业和未来继续完成更多伟业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个体。20世纪初，报纸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开办，幅员辽阔的中国各个省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作为记者执笔撰文，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这一进程。

但梁启超认为，只有经过相当于一次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毛泽东也是梁启超的崇拜者之一，当年他还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孩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自称将这位大师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梁启超表示：

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鲁索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怀着这样悲观的观点，认为中国采取西方政体，需要让专制统治来帮衬。然而中国在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政府对定期发生的天灾应对不力，如今紫禁城又在1900年被外国人占领，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清朝——至少在当前的形势下——已经是强弩之末。义和团曾经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现在看来是不是太晚了呢？（建立了清朝的满族人，说到底不也是外族人吗？）人们认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宪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人考虑得更远：中国需要彻底推翻帝制，建立一个共和国。1905年，孙中山将全部的反清运动集中在一个总组织下进行，那就是同盟会。1906—1908年，同盟会在中国南方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很多是在1898年提出的，但慈禧太后再次凌驾于光绪皇帝的权力之上，废除了这些改革措施。为迎合《辛丑条约》中提出的部分要求，清政府于1901年正式设立外务部。（因此中国的外交官——此前一直被公然蔑视，从事的是为传统所不齿的职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了。这意味着中国的地位在外国人所掌控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了认可，但同样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那样的秩序中积极维护自身利益。）古老的科举制度，一系列严格的、围绕着中国古典典籍的考试，自古以来一直是选拔帝国官吏的基础，在1905年遭到废除——原则上是为了拓宽选拔官吏的渠道。清政府设立了商部，另外又设立了邮传部。陆军经历了一次缓慢的改革过程，采用了西式制服和军礼，废除了一些传统的刑罚，至少是原则上。1906年设立了法部，寄希望于中国的法律体制改革能够削弱外国列强的一贯论调——认为中国制度不完善，因此中国的国民必须只能受制于他们外国的司法制度。

这些行政改革本身是相当彻底的，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础。但与之相伴的政治改革可能影响更为深远。清政府召集了一个高官考察团，前去考察立宪改革的措施，这一方面是为了转移人民对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重申中央对地方各省已经在进行的政治改革的控制权。几个月前在北京火车站逃过了一场刺杀的考察团成员，于1906年1月动身前往美国。他们带回来的有关宪政的建议，后来被慈禧太后和朝廷接受。1908年，清政府宣布将在1917年实现完全宪政。这年晚些时候，慈禧太后逝世——长期饱受折磨的光绪皇帝比慈禧早一日驾崩，当时还在被实实在在地软禁着——大权转移到年幼的新皇帝溥仪身边的满族摄政者手中，这又让宫廷中的权力之争进行了一段时间。1909年10月，全国各省谘议局选举，所依据的选举资格确保了精英的主导地位。1910年，他们逼迫清政府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年底之前在北京成立临时国民大会。

与此同时，中国清政府也着手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一大顽疾：鸦片。1839年，英国与清朝首次动武，事实上是为了维护贩卖印度鸦片的英国商人的所谓“权利”。20世纪伊始，地方的反对鸦片运动——和美国的禁烟运动相类似——席卷了整个中国，人们羞辱瘾君子，关闭大烟馆，烧毁吸毒工具。如今北京决定出手，打算完全扑灭国内对鸦片的需求，对瘾君子以死刑相威胁，号召英国人在道德层面上予以协助，反对鸦片，并大幅度提高鸦片关税。1907年，英国通过了一项制度，将会缩减来自印度的鸦片出口，在10年的时间里每年减少10%。英国的政策规定了一项条件：必须证明中国当地的禁烟运动确实有效果，因为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印度的鸦片供应和中国当地的鸦片供应完全可以互相替代。1909年，由美国发起的万国禁烟会（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在上海召开，全体欧洲大国均有代表参加，此外还有来自日本、波斯、葡萄牙（当时有澳门这块殖民地）、缅甸和荷兰（当时控制着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中国代表多方论证了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经济负担，还预先计划了意在对外国人的商业本能施加影响的一步行动，指出中国的贫困是烟瘾造成的，对外国商业前景的损害要比贸易额本身严重得多。

伴随着这一切，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沿海地区和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中国的铁路建设是应外国列强的要求而进行的，它们希望借此增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力（并且有利于动乱局势中的部队调遣）。在西方股权的资助下，铁路建设焕发新生。（1900—1905年铺设的铁轨，是1896—1899年的10倍。）早在1903年，西伯利亚铁路就从欧洲经哈尔滨和奉天一路通到了上海。1905年，京汉铁路完工，连通了北京和中国中部的武汉。1902—1914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翻了一番：英国遥遥领先，之后依次是俄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 （日本投资额的变化格外突出，1902年只有区区100万美元，过了10年多一点，竟达到2亿多美元。）《中国年鉴1913》（The China Year Book 1913）中提到了中国水上运输业的稳定增长——有2/5的船是英国的，将近1/4是日本的，1/5是中国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在通商口岸。上海的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经营着一家油桶厂。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在汉口、上海和满洲的牛庄（营口）设有工厂。据说中国有31座城市用上了电灯。

起初遭到清政府反对的北京到巴黎汽车赛，于1907年从北京启程。次年，距离外国军队从天津打到北京解放外国使馆区还不到10年，荷兰人亨利·博雷尔（Henri Borel）乘坐三个小时的火车走完了同一条路线。“我当然对中国的改革有所耳闻，”他写道，“但我未曾想到会乘坐一列最新式的豪华列车，以现代的方式来到帝国之都……我以前就是这样去尼斯和维也纳的。”到达北京之后，博雷尔发现六国饭店（Grand Hôtel des Wagons Lits）聘用的经理即使到了蒙特卡洛或者奥斯坦德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卧室里配有全套的现代化设备：“我到北京来，是为了这个吗？我不禁苦笑。北京已经这么先进了？我原本期待来到中国的神秘之都，结果却发现自己下榻的是一家巴黎饭店。”

无论博雷尔的经历如何，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年来，真正即将成为大都市的中国城市，并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几乎未被义和团运动波及，年复一年地蒸蒸日上，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商业之都，并没有受到清朝的拖累，是上海象征着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外国人依然在这一幕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海引领什么潮流，中国的其他地区就必然要跟上。

和北京不同，那里城墙上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古老的传统与儒家的秩序精神，而人们普遍认为上海是一座变化的城市，随时准备采用新的技术创新，或者吸纳新的舞蹈形式。上海的第一家电话公司成立于1881年，从1883年开始，主要街道就亮起了电灯，1896年放映了第一部电影，1902年出现了第一辆汽车（和日本首都东京大约是同一时间，而日本要比中国先进得多）。上海的印刷所生产印刷的书籍、报纸和政治小册子比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都要多——1913年的上海有73家中文报纸和25家外文报纸，相比之下北京的中外文报纸总共只有52家。因为上海的文艺生活——抑或是夜生活——非常丰富，因此得到了“东方巴黎”的称号。中国其他地区的大烟馆都被关闭了，而上海公共租界的那些大烟馆不归清政府管辖，一直开到了1910年（在那之后，上海的鸦片店又继续开了7年）。

相比于数百年底蕴的古都北京，上海更像一个暴发户，是通商口岸制度的产物——实际上是其典型代表。其他很多通商口岸的经济依然落后，派驻当地的外国列强领事代表有时甚至是城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上海和它们不一样，它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城市，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844年，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就有44艘外国船只入港。1855年的入港船只数量是当年的10倍。1908年，插图丰富的《20世纪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通商口岸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记录了上海港永无休止的繁忙景象：

从吴淞口到上海大约有13英里，江面上船来船往……补给船、驳船、中国帆船、舢板，不论潮起潮落，永远往来不断。看中国人驾驶那些看上去很笨重又装了很多东西的船只的技巧，是颇有趣味的一件事……离上海的靠岸地点还很远时，江岸上就开始呈现出繁忙的一面，一座座棉纺厂、缫丝厂、船坞、码头、货栈（仓库），让人应接不暇。

到1913年为止，上海收取的关税占到了中国通商口岸的将近1/3。中国各地都在兴建工厂，这些工厂大多是由上海的银行出资，股份也在上海的股票市场交易。上海的一名中国评论员指出，在上海，“人们只关心金银的价值，却不懂雅俗的来由”。北京的外国侨民也会发出类似的讽刺，他们瞧不起上海外侨，认为那是一群没有教养的外国人，亲力亲为做生意，而身在北京的他们自己则沉湎于中国文明的永恒之中。

北京的中心是城墙和城壕所包围的紫禁城，而上海最著名的地点在外滩，位于宽阔的黄浦江一侧，面朝世界。外滩（the Bund）这个词来源于印地语单词band，是堤岸的意思。上海主要的酒店、银行，上海西方男士的社交俱乐部，都坐落在外滩。这里也是海关大楼的所在地，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爵士长期担任中国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大楼奇特的设计也反映出了他的国籍：这是一座都铎风格的建筑，顶部是一座四面钟楼，会敲响威斯敏斯特钟声。（赫德于1911年去世，几年后，外滩树立起一座纪念他的雕塑。）外滩的很多建筑都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兴建起来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于1897年建成。以英国人为主的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租界的商业和社交生活中心”——不久前刚刚扩建完毕。新楼在建时，好在有德国总会（Concordia Club）为他们提供一个临时的活动场所，德国总会是1904年由年轻的普鲁士阿达尔贝特王子（Prince Adalbert of Prussia）为之奠基的。

在上海，世界主义已成惯例。当时一份传教士报告所描绘的南京路，展现出来的国际多样性甚至远胜于伦敦的街道：

走在路上的有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俄国人，肥胖的德国人，或许还会撞到小个子的日本军官，他的神态完全说明了他自认为是征服者民族的一员……脑满肠肥的中国人坐着西方的马车，瘦骨嶙峋的美国人坐着东方的人力车……上海的人行道太窄了，一个法国人想要脱帽致敬，却把帽子招呼在了一个仪表堂堂、穿着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喉音颇重的德语和伦敦腔的俚语此起彼伏……

在1913年，上海庆祝了德皇威廉二世在位25周年，也庆祝了美国独立日和法国巴士底日。《中国年鉴1913》中的广告吸引了见多识广的国际客户。和平饭店的广告表示，他们的员工能够说“所有的主要语言”。另一则汇丰银行的广告，列举了设在世界各地的分行，并承诺提供全球性的银行业务，以方便那些周游世界的客户。真是万变不离其宗。

在北京，外国使馆区只是城市中的一小部分，像一座堡垒一样防御着，机枪随时待命，然而在上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认为这里完全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只看人数的话，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整个上海的中国人口大约在100万上下，按照《中国年鉴1913》的记录，公共租界仅有13 346名外国人——其中包括4 465名英国人、3 361名日本人、1 495名葡萄牙人、940名美国人、317名俄国人、113名丹麦人、83名土耳其人、49名波斯人、11名埃及人、7名巴西人。但在公共租界（以及独立的、由法国人管理的法租界），当家做主的是这些外国人。中国居民交了大部分的税，在政治上却没有话语权。在上海工部局投票的、坐镇的，都是外国人，其中包括一名出生在上海、国籍为英国的巴格达塞法迪犹太人。执法者也是他们这些人，正因如此，1905年西方法官与中国谳员之间发生的冲突演化成了骚乱。这些人还掌握着地方警察，其中包括中国人尤其憎恶的一支印度巡捕分队，外国志愿兵有时会煞有介事地穿着制服在街上巡逻，一旦他们需要的话，印度巡捕分队便会提供后备力量。

此外，上海的外国人区域也在扩张。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在1898年面积翻了一番。进一步扩张的脚步并未停下。事实上，这一切已经预先考虑好了：向北筑路，一直修到了闸北区，起草的地图上也把这个区涂成红色。1913年，当地中外当局之间对于闸北的未来争论不休，英国驻沪领事在写给英国驻北京大使的急件中说，这“对计划中的谈判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然而19世纪90年代曾经让美国游客伊莉莎·路哈玛·西德莫尔（Eliza Ruhamah Scidmore）有恍若巴黎街角之感的法租界，却能够在接下来的1914年实现扩张。上海向来都有教会学校，其中很多都是美国人创办的，中国孩子可以在这些学校里接受基督教和西化教育：例如1861年创办的清心女中（Mary Farnham Girl’s School，美国长老会），1864年创办的圣方济中学（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罗马天主教会），1881年创办的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s Hall，美国圣公会），1897年创办的晏摩氏女中（Eliza Yates Memorial School，美南浸信会）。如今，随着外国人举家迁往上海——而不是只有男人才来——外国孩子的学校也建立起来了。

在上海公共租界巡逻的一名英国警官。

公共租界的社交生活，正如西德莫尔在世纪之初所言，“正式、严格、细致、奢侈”。和外滩的上海总会相类似，静安寺路也有一家乡下总会（Country Club），这里“既属于男士，也属于女士，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了夏季的网球、下午茶舞会、戏剧演出和冬季的舞会而聚在一起”。从上海逆流而上，有“世界上最好的野鸡射猎场”——这也许正是钻上海警方空子的一名苏格兰殖民地官员想要的。兰心大戏院（Lyceum Theatre）、游艇俱乐部、划船俱乐部、板球俱乐部、棒球俱乐部、花展、上海室内游泳俱乐部，把周末花在这些地方似乎都说得通。英格兰人可以在城市周围广阔的平地上带着猎犬打猎，自然很开心。1913年年底，正在进行世界巡回赛的棒球队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即将来到上海，这让上海的美国人社区望眼欲穿。

对于中国的男男女女来说，生活在上海，特别是公共租界，就是生活在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一座城市，外国势力渗透，前途一片大好。在上海，最先摒弃了传统的妇女缠足习惯。在上海，中国人的大辫子，隶属于清朝的象征，剪断得最为干脆。然而在这座城市，中国人的赤贫与戴着大礼帽的西方人巨大的财富并存，中国人被视为二等居民。

《北华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913年1月的两篇文章赤裸裸地证明了这一点。有一种论点是上海的税收大多是中国人交的，所以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中应该有中国人代表，而其中一篇文章反驳了这一论点，表示“他们来到租界居住时，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们的人数可并不表示他们对这里的情况不满意”。次日的另一篇文章讨论了人力车夫每天只能挣30分，为了能拉到活，要价比电车还低这一问题。“有些苦力偶尔能从游客和水手身上赚到一笔，这已经是人尽皆知了，”该报的一名记者写道，“然而同样可以确认的事实是，饿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爱马的人经过了一番劳苦奔波之后，一定会去马厩看看，确保自己的马儿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和喂养……但是上海的人力车夫呢，跑了一英里上下，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就拿这个星期上海的天气来说，他要在烂泥和冷冰冰的雨水里拉车往前走，收了钱，之后就没人记得了。他实际上属于普通欧洲人几乎一无所知的一个阶层，作为一个人，他应该能够照顾好自己，如果考虑一下他的情况，就会发现上述这些事实总算能让人安心一点儿。但事实是他的身体会渐渐垮掉，终有一天会像被遗弃的野狗一样死去。

1913年，卫理公会一本以中文出版的指南书《上海中国人须知》（What the Chinese in Shanghai Ought to Know），将这座城市形容为“外乡”，说明了乘坐有轨电车、在餐厅用餐甚至逛公园的相关规定：

上海共有四座公园，其中三座是面向西方人的，一座是面向中国人的。其中一座西方人公园位于黄浦江边，在工作日里有黑人音乐家演出。中国人不得入内，除非有西方人陪同。狗和自行车严禁入内。

但上海即便在内部功能方面并不完全属于中国，却无法游离于周围这个国家的混乱政局之外。上海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仅仅服从于供应与需求、贸易与金融、美元与银两的法则。公共租界不归清政府管辖，这使得它成为逃犯和政治激进分子天然的避风港。上海港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因此对它的控制对历届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上海向外来影响敞开大门，不断接纳新的来客，吸收新的思想。这座城市的活力让传统主义者心有顾虑，同时也吸引着各类改革者和革命者。1905年圣彼得堡的革命，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中国最先得到这些消息的就是上海，这里的讨论也最为激烈，显然与这个国家自身的政治轨道有关。如果说中国要发生充分的政治革命，那么上海的居民——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势必会首当其冲，无论他们愿不愿意。

有2 000年历史的中华帝国，终结于一记重击，并伴随着一声啜泣。这记重击发生在1911年10月的汉口俄租界，中国革命者的一家炸弹工厂，因为无意间丢掉的一支烟而意外引起爆炸。清政府对此采取行动，已经被革命者严重渗透的当地军队，不得不加快进行早有计划的起义。这声啜泣发生在1912年2月的北京，宣布6岁的皇帝溥仪正式退位。相应地，革命政府承诺让清朝皇族的财富继续私有，继续居住在紫禁城，每年拨发价值400万美元的津贴，供皇室维持数个世纪以来早已习惯了的排场。

身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孙中山，在早餐时从一家美国报纸上得知了武汉爆炸和随后起义的消息。他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先去了欧洲，劝说英国和法国，中国国内若有冲突的话，不要进行军事干涉，也不要继续给予清政府财政支持。1911年11月，上海宣布脱离清朝，圣诞节当天，孙中山回到上海。革命旗帜飘扬在上海的屋顶上方，还举行了剪辫子仪式。外国军舰下锚停泊。一星期后，孙中山乘火车到达南京。这座中国古都，在19世纪中期十几年的时间里，也曾是太平天国反清起义的总部。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16票通过的结果，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国皇帝和大总统并存了几个星期。最终，中国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北洋军的指挥官们，用一封函件封印了清王朝的命运。在北洋军中，最近被任命为清朝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未来的政府，指挥官们建议走共和路线。根据事先的约定，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并向南京参议院通告了他的“私见”，认为袁世凯“必能尽忠民国”，他还力劝他们，“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一名美国评论员评论道：“似有华盛顿之风范。”

人们认为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是自信军队会站在自己这边，这也许是一个高尚的决定，很可能由此避免了中国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外国的掠夺。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袁世凯事实上是政治手腕极其高明的人物，并且得到了最具战斗力的军队的强力支持，也在确保外国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很快便得到了承认。为此，他任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澳大利亚人乔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为自己的政治顾问，虽然莫理循连中文都不会说。他还接受了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代表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的建议——临时大总统身边应当有一名美国法学教授，负责起草中国的新宪法。这几招都相当精明。1913年5月，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来到北京。

尽管此时的中国正在为1912年12月的国会选举做准备，但袁世凯绝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后来回忆，前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曾经告诉他，袁世凯“没有自由政治的概念，（而且）完全是个人专权”。“当你来到北京的高墙之内，一定要小心，”伍廷芳提醒芮恩施，“那里一片死气沉沉。人们似乎已经屈于淫威，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似乎没有人站起来反抗那股力量！”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1912年，新任临时大总统成功地抵制了事先约定好的、从北京迁都至南京的方案，那会让他远离自己的大本营，而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北方尚未完全平定下来。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认为北京才是值得信任的城市——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位临时大总统的南京则不然，至于骚乱之都、现代大都市上海，则更加靠不住。

为了在1912年年底的国会选举中争取胜利，孙中山组建了一支新的政党——国民党（通称KMT），由30岁的宋教仁领导。（曾经上书光绪帝、传播中华民族思想的政论家梁启超，领导着另外一个政党：进步党。）1913年1月，选举结果公布之时，国民党明显赢得了中国4 000万选民中大部分的支持。最终，在新一届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赢得了269个席位。中国似乎朝着大众民主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新一届代表的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很年轻。代表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曾经留学日本、英国或美国。

1913年年初，王庆钧（音）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了让美国读者相信，所有西方大国目前为止都坚决拒绝承认的、焕然一新的中国，如今是时候在外交上获得承认了，这篇文章很典型地反映出了一些人的喜悦：

数亿中国人用有史以来最文明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现代最伟大的一场革命。我们挣脱了帝制的枷锁，不是通过蛮力，而是通过绝对的理性和空前的宽容。我们在短到令人咋舌的4个月时间里，没有流其他革命1%的鲜血，就把这个泱泱大国从拥有4 000年历史的帝国，变成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如今，我们挺身而出，张开双手，敞开心胸，想要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我们只要求世界允许我们加入这一行列。我们为我们的中华民国寻求承认，因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

另外一些人显然更加存疑。埃德蒙·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就是其中的一员，生活在北京的他，或许是英国最有名的中国通。巴恪思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发表了慈禧太后宫廷中一名高官的私密日记——在20世纪70年代被证明是技艺高超的伪作。他指责西方人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认知太天真了。他在1913年与前《泰晤士报》记者、活跃于上海社交界的约翰·奥特维·布兰德（John Otway Bland）合著的书中，称这一切为新瓶装旧酒。民国是不会长久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也就是从清朝王权屈辱地垮台、新生的中国树立权威以来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关注着远东局势的人们，一定会对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普遍存在的、近乎全体一致的舆论感触颇深。舆论认为，共和政体的确立，让中国经历了突然、过激的转变；人民的本质属性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他写道，研究历史的学生对于“这种乌托邦谬论永恒的生命力”很熟悉。他认为真相多少有些出入：

中国和印度、波斯、土耳其（照这样看来，还包括日本）一样，在国民生活这片深海的水面上，迅速瓦解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新的结构也正在形成；但民众的社会状况，他们自治能力的欠缺，还停留在大体上相当于公元前南欧的阶段。

据他预测，传统和权威——“王位和宫廷”——会以某种形式复出，而这其实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最为有利。

这一年的时局似乎证明了他的观点。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总理候选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乘火车，欲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之际，遭遇刺杀，身中两枪。虽然被送往医院，但还是于两天后伤重不治。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很快便被逮捕。但人们大多怀疑行刺命令是极高的高层下达的：甚至可能是大总统袁世凯本人。“某个过于热诚的袁世凯支持者，以为策划这样一桩罪案有助于大总统的事业，这样的情况并非不可能。”美国驻上海的一名外交官这样写道，而没有把话说死。宋教仁自从1912年的竞选活动以来就经常表示，国民党怀疑大总统真正的目的是完全将国会抛开，行皇帝之实，只缺一个名分，而这桩罪案证实了国民党的怀疑。孙中山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且因认识到了自身军力薄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两人就开始互相攻击。在上海，共和派威胁称，宋教仁之死将会引起“比法国大革命更可怕的恐怖统治作为复仇”。这座城市也成了“密谋”的“暴风眼”。

1913年4月初在北京举行的国会开幕典礼沉闷乏味，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北华日报》报道，“太阳照耀，乐队奏乐，恭维的演说词一波接一波”。但总的来说是“虎头蛇尾”。袁世凯借口担心自己遭到刺杀，并未到场。选举产生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没有到场。到场者的着装也并不是“旧时中国人典型的大块亮色”，而是选择了郑重、正式的西式服装：黑礼服大衣和大礼帽。随着事情的进行，一份通知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间传阅开来，告诉他们，预计有几百名外国人要来观看，所以务必要“保持仪态端庄，举止优雅……这样才能博得外国人的尊重，赢得外国人的友谊”。整个事件似乎更多的是关乎挽救颜面，而不是拯救中国。

外国列强依然在承受着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的压力。一些人认为，他们终究还是不能确定事态会如何发展。这年早些时候，一名美国外交官汇报了他的一名法国同僚无望的观点：“他的政府对于中国现政府的稳定性没有信心……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 无论如何，外国列强尚未得到它们想要从北京得到的东西——过早地承认相当于放弃了一项外交筹码。俄国人不仅确认了他们在中国的贸易特许权，还坚持要求中国完全尊重蒙古1911年（在俄国指示下）的独立宣言。英国人想要保证西藏自治。日本人想要确认在满洲的经济优势。自始至终，就借给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外国列强一直纠结在各种谈判中——与中国的谈判，还有彼此间的谈判。至少在这些谈判全部结束之前，最好还是先不予承认。这就是外国的外交逻辑。

发回华盛顿的报告全面揭露了列强之间卑鄙的讨论内容。所有这些国家都想方设法让本国人占据有影响力的位置。美国代表曾一度提出一项折中方案，同意接纳一名德国人、一名法国人和一名英国人进入负责管理盐税的办公室，那是中国最可靠的收入来源之一。然而，俄国代表“迫不及待地予以强烈反对”：

他说他的政府在盐政上的利益是列强中最大的，因为在（自1901年以来的）庚子赔款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他说英国人已经掌握了中国的海关；法国人已经掌握了邮政，在陆军部也有军事顾问；日本人和德国人也都担任了职位……但俄国人却一无所有。

日本人同意支持美国的提案，但前提是其他各国要“在道义上支持”日本进一步得到另外一些尚未明确的职位。这下德国人又不干了。既然之前所讨论的那名德国人已经参与了盐税管理，就不应该再占德国的名额：德国也要求一个额外的职位。就这样一直到了5月，终于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尽管孙中山和国民党极力反对，他们担心临时大总统随心所欲地统治中国，越来越得心应手了，这份忧虑是完全正确的。

美国的银行并没有参与这份借款。新当选的威尔逊总统公开表示，终结所谓的“金元外交”，并开始实行基于原则的新外交政策。（美国退出谈判时，《北华日报》指责威尔逊放弃中国，任其听天由命，中国反倒会被瓜分得更严重，因为列强的谈判桌上没有美国为中国出头了。）

美国并非与中国的时局毫无利害关系。事实远非如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有美国传教士的身影。对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展望，无论看起来多么离谱，一直得到广大美国人的共鸣。4月，中国第一届国会开幕之前，民众请求美国基督徒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祈祷。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有钱赚，美国企业已经征服了欧洲，如今更可以征服亚洲，用啤酒、汽车、缝纫机或者美国工厂将来可以批量生产出来的其他什么玩意儿，对这些商品的潜在消费几乎是大到无法想象的。美国商人B.阿特伍德·鲁滨逊（B. Atwood Robinson）在1913年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情况：

在那些需求不断增长并且很可能在未来很多年里持续快速增长的商品中，要提到以下这些：服装、鞋靴、棉毛织品、自行车、钟表、帽子、手套、袜子、缝纫用品和内衣裤、留声机、摄影和光学设备、电灯、机器、铁路和电力设备、汽车、五金和建筑材料……因此，现在正是牢牢站稳脚跟、建立商业关系的时候，中国人的大规模商业活动时代即将到来，这将会让我们赢得他们的信赖和尊重。

无论是在表明原则的欲望驱使下，还是为了支持一个共和国伙伴与西方帝国相抗衡，还是为了给未来的商业关系打下一个友好的基础——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总之，在5月，美国成为主要大国中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不过还是比巴西晚了几个星期。那年春天，巴西的国旗就曾在北京的街道上短暂地飘扬了一段时间，显得很怪异。英国、日本、俄国和法国直到10月才承认中华民国。

在那时，中国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梦想已经被袁世凯铁腕独裁统治的现实所取代。那年夏天，一些省份宣布脱离北京自治，围绕着中国的兵工厂爆发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在被认为是最支持国民党事业的城市之一上海，袁世凯的政府军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军之间发生了零星的战斗。外国士兵准备守卫这座城市。外国记者写下了扣人心弦的报道，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的功勋，并且用“二次革命”这个崇高的称谓来指代这一系列事件。但二次革命并没有真正在多地展开，而是处处遭到镇压。在上海，它对城市的社会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抑制。待到年末回首时，它对城市的贸易也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英国外交部关于上海贸易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开展了禁烟活动，但烟草的进口量还是有所增加。这份报告还明智地补充说：“商人，即便是在上海，也无法指望像在伦敦、巴黎或柏林一样，把生命和人身安全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中国，隔三岔五就会遇到生命危险。”

9月，效忠于袁世凯的军队进驻南京，并且背弃了先前的承诺，攻克南京之后便开始了“肆意杀人、抢掠、强暴……胜利之军肆无忌惮的娱乐消遣”。在所谓的“南京事件”中，有少量日本平民被杀，日本人的财产被毁——日本军队则在1937年以恶劣千万倍的手段重演了这一幕。为此，东京的舆论要求采取报复行动，其他各国旋即担心日本会站在国民党一方，进行更直接的干涉，况且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曾经留学日本。但日本政府保持了克制，即使东京的民众并没有克制。

国民党被击溃。10月，在袁世凯的逼迫下，国会经过数轮投票，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任期5年，直至1918年。11月，国民党被解散，国会实际上也休会了。孙中山逃往日本。传达出来的信息很明确：要用权威取代试验，用秩序取代革命。

在发回伦敦的年终报告中，英国公使直言不讳。“孙中山及其南方同盟会中的支持者彻底失信于人，”他写道，“当前似乎没有任何个人足以凭借突出的个人能力真正撼动大总统的地位。”经威尔逊总统核准，被派到中国协助起草新共和宪法的美国法学家弗兰克·古德诺，1914年年初在美国满怀失落地写道：“新生的中国已经失控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旧思想当下正处于优势地位，遵循西方路线通过一部宪法的前景，可能还要向后拖25年左右；事实上，这样一部宪法可能永远都不会通过。”

但另一方面，正如旧中国的当权者一向坚持的，也正如上海很多商人所赞成的那样，中国需要的是强力政府，而中国也许已经离它越来越近了。《北华日报》表示中国的前景会越来越光明：“已经进行了一场向着集中和巩固权力的运动，公众舆论也变得更加冷静、更加安定了。”该报的读者们确信，中国拥有“极强的恢复力”。中国会比大多数国家更快地从政治骚乱中恢复过来。

那么，古老帝国的心脏——北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1913年早些时候，两年前颁布了《清帝逊位诏书》的隆裕太后薨逝，有一名澳大利亚人在《悉尼先驱晨报》撰文描述了葬礼之日当晚对这座城市的印象：

日落时分的天色柔化成暮色，迅速将这座伟大的古城投入夜色之中，模糊了宫殿庙宇、宝塔神龛，强烈的悲怆也在人们心中潜滋暗长。正在逝去的一切留下来的记忆，为地平线上方的紫雾增添了一分忧郁；悲观之时，人们怀疑有着辉煌的古代历史、当下陷于贫穷与困境之中、奋斗不息的中国，会不会将早先的东方荣耀化为西方文明甚至是西方帝国的光辉与暗影；但忧郁随着夜晚逝去，人们很快便感受到新一个春日的萌动；树木绿意更浓，初放的美丽花朵让陈旧的灰色背景充满了精致之美，人们意识到当下正是这个伟大、古老民族的生命之春。中国的命运比财富或军力更强大，有朝一日，它可能会让这些新芽长成怒放的花朵，把中国变成东方最灿烂的文明国度。

前皇帝溥仪这时已经7岁了，依然居住在紫禁城，他或许对这段短暂生命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但此时清朝的权力重任已经易主。继任者袁世凯乘着一辆汽车，在这座城市里兜兜转转。中国，这个曾经的也是未来的大国，已经开始从长达数世纪之久的沉睡中苏醒。

东京 旭日

1913年11月10日临近中午时，大日本帝国海军（Imperial Japanese Navy）上演了远东地区自1905年的对马海峡海战（Battle of Tsushima）以来最壮观的海军力量展示。这次展示是为了庆祝日本完胜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那场震惊世界的胜利颠覆了之前盛行的观点，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必定赢得战争——其他人都要输。时隔8年，日本海军的这次展示，也许是意在安抚这个被海军军费开支带来的高税收压得喘不过气的民族，让他们对未来一些年里进一步的扩张计划充满信心——在本身就是退役海军大将的山本权兵卫首相的领导下——并展示最近从英格兰巴罗因弗内斯（Barrow-in-Furness）的维克斯（Vickers）船厂驶来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金刚”号超无畏级巡洋战列舰。

当天上午7点，大正天皇在首相、外交大臣和其他大臣的陪同下，乘专列从东京的新桥火车站出发，抵达横须贺海岸。100名海军军官和城里的全体小学生迎接天皇的到来，彩旗招展，铜管乐队奏乐，人们手中挥舞着国旗。后来，天皇及其随从人员站在“香取”号战舰的甲板上，观看28艘军舰和27艘驱逐舰的演习。在东京湾周围的多个其他地点，通过双筒望远镜，可以看见这些战舰一会儿并列航行，之后突然转为新的编队，最终排成一列经过“香取”号。难怪一些人将日本称为远东的英国，这个岛上强国把海军放在国防的核心位置。

海军大将出身的山本首相有理由为自己管理的这支日本海军感到骄傲。在过去的十来年里，只有德国舰队以及规模小得多的奥匈帝国舰队发展速度比日本快，后者的总吨位从1900年的18.7万吨——刚刚到美国的一半，不足英国的1/5——发展到如今的70万吨——美国海军的2/3，英国皇家海军（依然是全球海军力量的基准）的1/4还多。事实上，正是日本海军的实力，让日本吸引了大英帝国与之结盟。由于有了远东这个盟友的存在，英国便能够将皇家海军的舰船重新指派到竞争激烈的欧洲海域去。

“金刚”号的武器——35.6厘米炮8座，15.2厘米炮16座，53厘米鱼雷发射管8门——在当地的报纸上大幅宣传。事实是这样的，虽然金刚级战列舰中的第一艘“金刚”号是在英国建造的，但同型的“雾岛”号于12月在长崎的三菱造船所下水。在那之后不久，第三艘“榛名”号也在神户的川崎造船所下水。新的舰船意味着新的工作，并不仅仅是新的税收——这在目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考虑。抛开“金刚”号不谈，日本海军的10艘新船中有9艘是在本国建造的，这是一项非凡的壮举，同时也提醒着人们，日本虽然本质上依旧是一个农业国，但这个国家已经在最短的时间里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技术。毕竟日本最早的大型钢铁厂在1901年方才开工生产。

那天上午唯一让人失望的是，藤濑中尉驾驶美国制造的柯蒂斯（Curtiss）水上飞机，在大雾中迷失了航向，在100米高度飞掠“香取”号，却没有完成当天的全部任务。尽管如此，对于日本的实力和现代化，人们已经有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印象。“雄伟壮观，振奋人心。”《日本时报》（Japan Times）派去报道这一事件的一名记者写道。他继续道，“入夜后，这番宏伟壮观的景象更加熠熠生辉，明亮的电力照明分外迷人，照亮了一艘艘军舰”，也闪烁在东京湾的深水中。一个50年前还对世界其他地方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如今已经是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本身也是一个帝国。当时有一首校歌是这样唱的：“从北方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还有朝鲜和日本全境，这就是大君统治的国度，旭日旗飘扬在5 000万同胞的头顶上。”

如今的日本，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它的势力将会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张伯伦（Chamberlain）和梅森（Mason）在1913年版的《日本旅行手册》（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Japan）中指出，4月是游览东京的最佳时节。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这座东亚人口最多的城市会变成一座“花团锦簇的花园”，盛开的樱花标志着春天的到来，梦幻般的粉色华盖笼罩着全城的公园，其中最著名的是上野公园。“无论是（巴黎的布洛涅）森林、（佛罗伦萨的）Cascine公园，还是（柏林的）蒂尔加藤公园，都比不上星期日樱花盛开的上野公园，”美国游客伊莉莎·路哈玛·西德莫尔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

西方的沙皇和皇帝们可能会很羡慕这位东方的统治者，他的臣民们动辄数千人聚在一起，不是去投掷炸弹、为面包或财富分配而参与暴乱，而是去爱恋这些樱花树，为它们写下赞美的诗篇……衣衫褴褛的乞丐如痴如醉地凝望着仿佛带有仙气的樱花树，王公贵族和内阁大臣也来参观这些作为名胜的小树丛。

随着古老的江户——封建大名和武士阶级的娱乐之都，变成了现代的东京，一个官僚政治集权国家的政治中心，东京如诗如画的美景也在过去的50年里黯淡消逝。但种在新的林荫大道上和公园里的樱花树还是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美丽。东京市长尾崎行雄1912年访问美国时，代表日本帝国之都送给美利坚合众国之都几千棵樱花树作为礼物，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这是采纳了西德莫尔几年前的建议，以和东京相同的方式来美化华盛顿特区。或许美国人会借此认为日本不仅强大，更是一个高雅文明、富有精致之美的国家。或许随着樱花的盛开，太平洋地区这两个蒸蒸日上的强国之间的关系也将蓬勃发展。

东京的近代历史如同云霄飞车一般。1868年明治维新前夕，以幕府命名的江户人口已超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甚至超过了西方大都市伦敦。天皇居住在京都，江户生活围绕着将军和武士、幕府和大名、茶室和寺庙、集市和艺妓馆而展开。将军退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江户的人口有所减少。大名及其家臣纷纷离开这座城市，也掏空了城市的经济生活。江户笼罩在往日的阴霾中，到处是废弃的建筑。虽然在1868年改名为东京（“东方的京城”），新建的靖国神社——供奉因支持和反对明治维新而战死者——也选址于此，但明治维新之后的数年间，江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角色尚不明确。天皇本人更愿意巡游日本，并不想永远居住在东京。东京的新皇宫在之前将军所居住的江户城旧址上建造，19世纪80年代末才最终落成。明治天皇分别在1872年、1876年、1878年、1880年、1881年和1885年进行了所谓的“巡幸”，出现在人民面前，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因崇拜天皇的职能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而不是因地方上忠于单个氏族或区域而四分五裂的国家。东京想知道天皇在一次次的长途旅行中，是否会将目光投向其他城市。直到1890年，东京的人口才超过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19世纪60年代，东京闹市区的地价曾经一度每英亩不到30日元——30年过去后，当年买地的人都成了富豪。

1913年的东京已经远远超过了幕府将军的都城，人口达到200万，之后又迅速突破这个数字。东京的人口如今已经明显多于日本国内的老对手大阪和京都，在亚洲首屈一指，和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圣彼得堡相当。日本知识分子横井时敬在1907年有言：“眼下正是城市的时代，对于那些有学问的、寻求荣誉的人，想要赚钱或者出卖劳动力的人——一大群人涌向城市，仿佛头脑发热一般。”从1888年到1913年，日本的城市人口比例翻了一番——不过仍然远低于英格兰、德国和美国的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的城市与现代性联系了起来，是破坏性势力的交汇之地，商业化的象征，对金钱的推崇凌驾于美之上，重视成功甚于荣誉。乡村依然是日本人民的神话世界，但城市才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场地。每年有数万名新移民从日本的乡下地区来到东京，扎进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国家的中心，这正是日本的发展方向，而发展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预期，至少对于日本人自己而言。

在过去的5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屋敷（大名的宅邸）被推倒，腾出地方建造更适应现代需求的公共建筑，”张伯伦和梅森写道，“半空中到处都有电报网、电话线和电灯线。”古老的轿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力车以及越来越多的电车和汽油动力的汽车。外交官约瑟夫·亨利·朗福德（Joseph Henry Longford）写道，东京夜里的街道上，从前常有“在妓院或者客栈花天酒地一番的武士，醉醺醺地走出来，手里握着可怕的武士刀”，而现在则是“和皮卡迪利大街一样熙熙攘攘，一样安全”。城市里那些从前在夜里一片漆黑的地方，如今也被照亮了。从前平房木屋间的窄巷，如今至少在城市中的某些地区，已经换成了砖砌建筑间的宽阔大道，即使放在斯德哥尔摩或者墨尔本郊区也不会显得突兀。（在丸之内，三菱公司买下的一块旧练兵场被重新开发，建成的区域通称“一丁伦敦”。）

在不久前的19世纪80年代，东京还没有外国人酒店，大多数外国人安顿在横滨。为了招待首都的来宾，专门建造了一座鹿鸣馆，采用了日本人认为极尽西方之风雅的风格，但外国人觉得俗不可耐，是对西方的拙劣模仿。（皮埃尔·洛蒂和一名陆军军官的15岁女儿伴着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跳着华尔兹，形容这个地方倒像是“某个海滨胜地的赌场”。）1913年时的鹿鸣馆，作为官方的招待会馆，早已不再需要了，变成了日本贵族的私人会所。有一些外国人常住东京。游客会到帝国饭店（Imperial Hotel）住宿，这家大饭店和世界主要大都市的那些很像。在丸之内，一座仿造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Amsterdam Centraal station）的新火车站正在建设中。东京甚至还有自己的12层摩天大楼——浅草区的凌云阁。在夜里，整座大楼像一棵圣诞树一样被点亮，日本的第一台升降机能够把观光客带上8楼。朗福德的结论是：“拿今日的东京与往日的江户相比较，就好比拿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伦敦与查理二世时代的伦敦相比较。”这是在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写道。

东京市中心的西化改造，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没有达到一些改革家最初想要的效果。19世纪70年代，岩仓具视的环球考察团在巴黎、伦敦和柏林的见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东京难道不应该同样让欧美游客印象深刻吗？将东京整体改造成西方大都市的宏大计划已经起草了，首先是受到了奥斯曼男爵主持的巴黎改造的启发。19世纪80年代，外交大臣井上馨推行了德国建筑师威廉·伯克曼（Wilhelm Böckman）和赫尔曼·恩德（Hermann Ende）的计划，要把东京变成一座拥有仪式大道的大城市。东京是帝国的都城——本质上是作为中央政府的附属物而运作的——现在难道不应该重建这座城市，展现出帝国日益壮大的势力和荣耀吗？

但无论这些计划在绘图板上多么辉煌，真正实施起来却要面对难以逾越的障碍。和19世纪晚期另外一些发展中的城市不同，东京已经覆盖了一大片区域。江户毕竟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因此新的开发必然要拆除现有的建筑物，也许会遭到房主和居民的反对。然后还有小小的财政问题。在铁路建设和军力发展开支的沉重负担下，政府已经无力自掏腰包全方位进行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了。因此，到头来城市建筑的改造更像是见缝插针，一个区一个区地进行着。火灾、洪水、地震（例如1894年的那场）往往是改造的帮手，但只能靠这些来断断续续地摧毁城市中的部分地区。发生这类灾害时，政府要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无论是忽略还是侵占地方利益。

银座的经历正是如此。1872年2月，一场大火烧毁了这一地区的3 000座建筑物。大火用了6天才扑灭，在此期间，高级官员们提出了重建计划，要建造更宽的马路、人行道和砖砌建筑。但直到1888年才颁布覆盖全城的法令——准备拓宽315条街道，建造新的桥梁、公园，为城中死者建造新的火葬场和墓地——而由于20世纪初财政上的限制，这条法令终究还是打了折扣。轻重缓急随着时间而改变。19世纪90年代，人们的关注点在于向城市中引入净水，这被认为是减少霍乱爆发的最好办法。1900年以后，重心又转移到了建造有轨电车上，这也戳到了东京4.6万名人力车夫的痛处，他们认为新的交通工具断了他们的生计。接下来的10年里，在城市延伸开来的现代布局中，已经铺设了100英里长的电车轨道，终于到了解决城市住宅区排水问题的时候了，有些住宅区还在用水桶和马车对付着。

1913年的东京，亚洲和西方杂糅的大都市。

由于发展不平衡，以及和任何宏大计划一样，在时机和权宜的驱使下，1913年所谓的“高城”，也就是皇宫西北方向的山手，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座日美欧杂糅的城市。在这里，内阁部门位于日比谷公园附近新的政府办公区。在这里，东京的富裕市民居住在日式风格的拥有大门和门廊的房屋中。在这里，集中了大多数让外国游客感到宾至如归的设施。《日本旅行手册》中提到，从新桥站坐人力车，5分钟到达帝国饭店，10分钟到达东京俱乐部（Tokyo Club）和美国大使馆，18分钟到达英国大使馆。三越百货供应欧美主题商品在日本的变更版。内务省大楼看上去完全和欧洲任何一座首都城市的司法部一样宏伟、庄严——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将沉甸甸的国家权力深深烙印在国民和外国人心中。

但并非整个东京都是完全按照这样的方式改造的。即便在那些表面上是欧洲或美国风格的区域，实际情况也多少有些不同。井上十吉在1910年的《东京生活》（Home Life in Tokyo）中说，故乡相对来说并未被触及。“环球旅行者们建议亲朋好友尽早来这个国家旅行，因为担心不出几年，旧日本就将不复存在，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他在书中解释说：“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女性是国民生活中最主要的保守要素。在她们的势力范围内，传统依旧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漫不经心的欧美游客不太可能会看到这些，他们想象中的城市内部和表面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虽然东京较新的区域的确与过去大相径庭，但昔日那个低层建筑物云集的江户——以及当地的居民，江户人——依然扎根在新东京，或许地处偏僻，但从未走远。

“低城”下町位于皇宫的东南方向，历史上是城市的贫民区，面积较大，各色人等混杂，边界模糊。虽然经常被洪水和火灾蹂躏，最近的是1910年的大洪水和1911年的一场火灾，但该地区大部分都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在下町的核心区域，关于旧江户的记忆还保留在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间，那里的神社和寺庙星罗棋布，江户人从300年前建城之初就一直去参拜。下町是歌舞伎的诞生地。在下町，木版画艺术日益精湛。在下町，依然会庆祝江户的传统节日，女子依然穿着日式服装，而不是现代的欧式服装。在这里，商店临街而开，没有人行道。无论城市中央商务区和政府办公区多么宏伟壮观，很多人还是觉得东京之魂依然在这里，在这些木屋间。它们或许建得不如银座的砖砌建筑那样结实，但更有传统韵味，更具日本特色。

东京的工匠和商人依然居住在下町中心区，此外还有那些安土重迁的贵族。日本经济转型造就了一个新的阶级，居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区域，特别是东部：那就是东京的8万名工厂工人。虽然横滨的工业化程度远胜于东京，出海方便，还有空旷的平地可以用来建工厂，但东京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依然受到了工业崛起的影响。在隅田川另一边的本所，坐落着札幌啤酒厂和一连串规模小得多的工厂，从电镀厂到橡胶轮胎制造厂。这里的条件很差，薪水很低，工作任期也短。直到1911年，日本才通过了第一部法律，为这类工作场所设定了适当的规范。1913年，在富士气纺公司（Fuji Gas Spinning Company）生活和工作的百余名女工出现了斑疹伤寒的症状。同年，小说家德田秋声发表了一部小说，背景设定在本所，描述了一名从良妓女的一生。小说取了一个独特的标题——“烂”。在东京下町更加工业化的地区，日常生活的现状让政府颇为苦恼。城市居民的不满很可能引发政治问题，政府对此忧心忡忡，有时会试图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便利手段，将民众的精力从对政府的直接批评上转移开来。但外国人喜欢围着旅行指南上的寺庙、神社和茶室转，不太可能看到这些地区。

至少在名气上，更为人所知的是吉原，下町古老的花柳街，向来是允许卖淫的，西方人对此感到震惊又着迷，特别是对于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来说。虽然江户已经成为历史，但东京与旧江户的激情放浪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吉原，却得以幸存。有人说，这些年来，吉原也失去了几分诗意。“游女堕落成了寡然无味的粉笔画，”日本作家小山内薫控诉道，“时髦的客人也换成了穿着夹克衫和橡胶靴、梳着平头的工人，以及卖艺的乐师。”妓院如今要接受卫生检查和政府管理，吉原的旧风貌黯然失色，浮华也大打折扣。小山内薫还抱怨说，更要命的是，吉原作为一个寻欢作乐之地的吸引力也已经不复存在：

江户的剧作家总是把作品的背景设定在吉原，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腰缠万贯的大名，家喻户晓的勇士，专挑贵族宅邸下手的江洋大盗，所有这些人都聚集在吉原。因此，当需要一场邂逅时，显然要发生在吉原。没有哪个剧作家会愚蠢到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吉原来发挥这些作用。大门口啤酒馆灯光下的偶遇，最有可能发生在这样两个人之间，一人操着北方农村口音，戴着一顶家里人做的帽子，另外一人是他的叔叔，进城向农商务省请愿。

但那或许也是现代化的一种，也是未来的迹象：东京不如江户时代那样引人入胜，却成了一座更加与时俱进的城市，不再属于吟游诗人，而是被工薪族和报纸淹没，洋溢着的不再是轻语呢喃的情话，而是口号标语和新闻头条、股票报道和海军表演。

“成功！”是明治时代的一句口号——而按照任何一项现代标准来看，日本都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民族国家。横须贺海军表演显示了这一点，繁忙的横滨港和银座商店橱窗里的待售商品也证实了这一点。1913年时，这个国家还没有骄傲自满的气氛，不过还是可以稍微停下来享受一下劳动果实。日本变得现代化了，变得强大了，甚至变得富裕了——但这一切似乎并不一定意味着外国的尊重、国内的稳定，甚至丰裕的物质财富。1913年的日本戾气颇重：为国家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却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相当敏感，对于任何贫乏的迹象都很在意，对古老的政治等级制度的质疑比以往更加积极。

一些人可能会将其归咎于天皇的离世。在日本崛起这戏剧性的40年里充当守护神的明治天皇，在去年，也就是1912年7月刚刚驾崩，举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天皇之死对东京的直接影响相当巨大，却只是暂时性的：商店拉下卷帘，剧院取消演出，经济活动暂停，以示尊敬。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震撼。自1868年起，在这个变化翻天覆地的时代，明治天皇曾经一直是全民称赞的焦点，在国民生活中一直是一个安抚人心的角色。天皇不仅为一个时代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明治，即“向明而治”之意——还是这个时代的化身。他的继任者大正天皇，并不像父亲一样被国民所迷信。在国家需要保证发展方向时，年轻的大正天皇，身为使国民团结一心的象征，比起治国理政，更出名的是花天酒地的作风。他的身边也许围绕着一些熟悉的人——其中包括1913年年初的首相桂太郎公爵——但这一点似乎更加证实了天皇本身的弱势和寡头政权的彰显，并没有使国民对政权的活力和意向产生信心。1913年是全新的大正时代的第一年。但这个时代会带来什么呢？

大正皇太子。1912年，他继承父位，登基为日本天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采用西方技术，成为一大强国。

明治时代关于开明政府带动的西化和现代化的记事已经完成了使命。过去的口号不能无限地循环利用。不能永远指望旧日的忠诚。已经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日本，当下需要去适应它所创造出来的这一切。1913年年初，日本深陷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围绕着国家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日本是应当继续由1889年宪法掩护下的政治寡头来执政——首相，例如桂太郎，是由“元老”，也就是日本非选举产生的资深政治家实际决定的——还是应当采用真正的大众民主政体，由国会议员做出最终决定，无论情况多么难以驾驭？

明治时代的首相名义上是由天皇任命的，他们大多是元老寡头政治集团商议之后决定的，情况遇到困难时，经常会轮番上阵。按照政治礼遇的要求，首相决不能遭受惨败的困窘，而是要以退职的方式保全颜面——最有可能的是几年之后复出。即使是在1889年宪法设立国会之后，这样的首相也并不操心政党问题，元老寡头政治集团其实是瞧不起政党的。但尽管如此，政党依然出现了。事实上，因为国会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党派的支持逐渐成为任何一届有影响力的内阁的政治必需品，无论这是不是元老们想要看到的。随着大正天皇1912年即位，旧的政治结构，无论是被文化习惯定义的，还是被宪法严密地定义的，都虚位以待各方角逐。1913年年初，新的政党政治和旧的寡头政治之间，一场酝酿已久的冲突已经箭在弦上。

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内阁驳回了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造成陆军大臣辞职。按照日本的法律，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都必须是现役武官，这也使得陆海两军在内阁中心有着重要影响力。当下没有帝国军官愿意出任陆军大臣，内阁因此陷入困境，实质上是被挟持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以来的政治寡头桂太郎公爵——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军事指挥官、日俄战争期间的首相——第三次出任首相，他说服天皇使议会休会，直到他重获议会支持为止。诋毁他的人们声称，这是让天皇更直接地参与政治，以专横、无礼的态度对待议会。“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说说忠诚和爱国，好像那是他们的专利一样，”前任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在国会上发言，批评桂太郎及其盟友，“但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吧”——

他们躲在天皇身后，埋伏以待政敌。他们把天皇当作挡箭牌，把诏敕（圣旨）当作子弹肃清政敌！

民众聚集起来，抗议桂太郎的政治手腕，反对他们眼里的政治寡头狂妄自大地操纵日本政治。民众的愤怒最终激化为暴力。1913年2月的一天，东京发生了一连串事件，支持政府的《都新闻》报社遭到袭击和焚烧，两名男子被保护《日本时报》报社的警察踩在脚下，一名运输工人被人从被围困的《国民新闻》报社一间办公室开枪射杀，另一名运输工人肩膀受伤。警察抽出来的刺刀“在黑暗中闪着寒光”。警察局也遭到了袭击，消防车被扔石头，电车停在轨道上。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桂太郎被迫辞职。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取代了他的位置——或许并没有向议会选举的首相迈出实打实的一步，却有力地证明了政治寡头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那么，这会不会成为危机四伏、抗议不断的大正时代政治的一种新模式呢？

在某些方面，日本的日子似乎并没有变得轻松，反而是越来越艰难了。“总听人说日本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一名英国外交官在在发回伦敦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几年之内就有可能赚够养老钱的‘美好的旧时光’已经逝去，永不复回。”日俄战争让日本人扬眉吐气，却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根据那场极具争议的、美国背后操纵的和会中的协议，日本未能获得赔款——日本已经欠下了大笔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债。军费开支日益增加，尤其使大日本帝国海军得到了大幅度扩张，而除此之外，财政紧缩才是当下的风气。明治天皇在生命最后的10年里一直在力劝他的人民节俭。自1897年以来，税收提高了两倍。

更糟糕的是，日本虽然在数十年间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为了加入西方国家的顶尖梯队而奋斗，但那个团体似乎越来越齐心协力反对日本加入。很多日本人想当然地认为，鉴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尊敬。然而到了国外，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被外国人看不起，就像在吉尔伯特与萨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合作的那部喜歌剧中一样，要不然就是被描述为对西方文明典范的致命威胁，而西方文明正是日本想要学习的对象。弱小的日本显然是可笑的，但强大的日本立刻变成了“黄祸”存在的头号证据。日本会不会永远陷在东西方之间的真空地带，不被允许以平等的地位融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永远被分在东方国家之类，在这些国家中怀着优越感，而任何一方都不会完全尊重它？

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究竟应该向西还是向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唯一的。日本独立的道路已经标明了：向西。福泽谕吉在19世纪80年代写道，“我们的基本假设可以总结为两个字：‘脱亚’”——

我们最好脱离亚洲国家的行列，与西方国家为伍。至于如何对待中国和朝鲜，无须因其恰好与我们为邻而给予特殊待遇。我们仅仅是效仿西方人的方式对待它们。近墨者黑。我们仅仅是将亚洲的恶友从思想中抹去。

20世纪伊始，人们对这种世界观产生了诸多疑问。杰出的日本知识分子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中犀利地主张：“亚洲是一体的。”冈仓天心1902年在加尔各答结识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并经常与泰戈尔身边的孟加拉知识分子通信。在通信中，冈仓天心成为亚洲内部文化交流的实践者和代言人。他主张亚洲文化与西方有别，政治统一是必需的。“喜马拉雅山脉将亚洲分隔开来，”他气势恢宏地写道，“但这道积雪的屏障却一刻也无法阻断对‘终极’和‘普世’的宽广大爱，这是每一个亚洲民族的思想传承。”正是这种普世意识区分了亚洲人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海洋民族，喜欢围绕着个人，寻求生活的方式而不是目标”——冈仓天心作为波士顿美术馆亚洲馆的馆长，能够近距离观察到这些民族。冈仓天心表示，亚洲传统与理想是日本自身的组成部分，应该受到赞美，而不是去贬低——或者取代。

特别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东京成为政治泛亚洲主义的中心：越南民族主义者和中国共和主义者与日本学生往来密切，提醒彼此西方对文明、现代性和政治控制权都没有垄断权。但日本是如何适应的呢？说到底，一方面日本如今已是东亚的殖民强国，和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享有租界，并且和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一样，积极维护获得的每一项权利，或许更甚。另一方面，日本有时会选择用亚洲解放或者泛亚洲发展的措辞，对其殖民行为进行包装。“让人遗憾的是，有些人认为我们对台湾先进的治理显示出了与生俱来的种族能力，会招致‘黄祸’的呼声，”日本的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为反殖民主义的期刊《非洲时报与东方评论》（African Times and Orient Review）撰文写道，“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大声说，‘白祸’当然绝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与此同时，英国驻日本的外交官也承认，在日本人的管辖下，相比在大韩帝国时代，朝鲜人“得到了更好的管理，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不过“有时还是能够分辨出一种剥削而非控制的趋向”。这当然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情形——却体现了日本在亚洲殖民中固有的矛盾性。

1913年，两个特定的事件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了日本在世界秩序中颇为微妙的位置。第一件发生在4月，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律，限制日本移民在州内拥有土地。这对很多日本人来说简直是一记耳光。有可能受到这项法律影响的在美国的日本人数量相对较少。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就有一项不成文的“君子协定”；已经在那边生活的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拿不到美国国籍。但正如威尔逊总统所言，如今的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加州这项法律本身的详细内容——他坚称自己身为一个联邦国家的总统，无权对其做出改变——更重要的是日本人认为这项法律所反映出的美国人在大方向上的态度，证实了“我们觉得他们（日本人）与我们（美国人）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日本人看来，加州的土地法是公然的非难，而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它触及了一个人的自尊心”，威尔逊指出——这对日本人的愤怒给出了解释，却没有给出解决办法。

日本政府和社会迅速展开行动，反对加州提出的这项法律。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正式提出外交抗议。日本密使被派往加州，直接陈述东京的立场。东京、神户、大阪、横滨和京都的商会向美国商会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电报，敦促他们游说加州立法机关，以免给贸易带来负面影响。另外一些人求助于国际法或者美国公正平等的传统，但无济于事。包括前任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在内的一些人，以直接报复相威胁，例如拒绝参加筹备中的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或者联合抵制加州港口，转而投向西雅图。在华盛顿，海军部向总统报告称，战争很可能发生。

但事情并没有轻松解决。事实上，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广为传播。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对于加州土地法的争议迅速成为国际上人们关注和评论的话题。前任澳大利亚工党总理安德鲁·费希尔在对纽约的一次访问中，表达了自己对加州的支持：他表示澳大利亚再也不想像美国西海岸一样让亚洲人肆虐了。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和另外一些外国报纸上，对日本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展开了辩论，这充分暴露出了很多西方人的感受，认为日本人并不是和他们真正平等的对象，现在不是，或许永远都不是，还对日本人融入“文明”社会的能力妄加评判。反过来，重要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在其报纸上发起了打倒“白阀”的运动，所谓“白阀”指的是白人的飞扬跋扈。在京都一场被大量报道的演讲中，东京帝国大学的市村瓒次郎博士列举了白人的如下特征：

1.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算人类，所有的有色人种都是低级的造物。2.白人极其自私。他们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却执意给予他们认为是下等人的那些人不合理的待遇。3.白人充满了种族优越感和狂妄自负。他们得寸进尺。对他们每让一步，都是囤积了一份羞辱。4.白人走极端。论伟大，论卑鄙，他们都超过了日本人。5.白人拜金，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是一切事物的关键。

政界元老大隈重信伯爵警告称，加州这项法律背后的种族偏见意味着“即使当前的动荡被成功地平定下来，类似性质的问题还是会层出不穷”。但日本因此就不得不无限期地接受西方的偏见，尽最大可能承受下来吗？日本要永远被轻视吗？

这还没完。因为从某些方面来看，加州土地法最糟糕的地方并不是对日本人区别对待，而是未能将日本人与其他的亚洲人区别对待。“将日本人归为蒙古人（中国人）一类……而前者正试图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这自然伤害到了他们的感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横山教授在《洛杉矶时报》上解释说。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著有一些关于现代日本的知名著作，他宣称加州法律把日本人和“蒙古人”归为一类是“荒谬的”，人们对于后者，有着相当程度上的、“本能的生理性厌恶”。他表示，日本人与中国人按人种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否则要如何解释日本超群绝伦的成功呢？

日本感觉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是很脆弱的，这一点后来在中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那是在中国短暂的所谓“二次革命”期间，在南京的日本人遭到劫掠，还有几名日本国民被杀害。虽然日本人的死亡数字相对较小——最初仅有3人——但日本国旗被焚烧，日本帝国被侮辱，日本人社区陷入了恐慌的状态。在日本国内，据报道，公众舆论“充满愤慨”。随之而来的是愤怒的示威运动。据《日本时报》称，中国人比“让人咋舌的土耳其人”更恶劣，他们积极吸收欧洲人长期以来的偏见，并且在东亚的大环境中亲身实践。中国政府军表现得像“土匪”一般。“一群狼都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一名记者写道，“一群老虎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恐慌。”这一次，大隈重信伯爵的心境似乎不再是那样以和为贵了。“所有这些暴行都是中国政府对日本外交的轻视所造成的，”他对一名记者说，“我们首先应当占领中国的战略要地，然后与中国政府继续交涉。”据说日本陆军是支持的，视之为一个机会，用来证明陆军人员和装备的价值，重申其在日本军队中更重要的地位。

随着南京的局势恶化——中国士兵的所作所为此时足以够得上是“这个文明时代不可原谅的罪行”，也证明了中国人的野蛮——一些日本人的愤怒转向了他们自己的政府。 据报道，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博士曾经极力主张，在南京事件中“我们决不能以暴易暴”。他在位于灵南坂町31号的住所外遭到伏击。根据外务省的官方声明，“出现了两名男子……一名男子从后面抓住他，另一名男子用一把匕首刺中他的腹部和大腿，然后逃跑”。

之后的星期日，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一场两万人的集会，这里曾经是练兵场，近些年来成了拥护和反对政府的示威活动的理想场所。1905年，民众正是在这里举行集会，抗议民族主义者认为无法接受的日俄战争和平条款。那场抗议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骚乱，有数百人受伤，数人死亡。如今到了1913年，人们又在这里发表了谴责外务省的演讲，分发了一项决议的五万份拷贝，要求日本立即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在演讲台上更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中，有一名学生打扮的年轻女子。”《日本时报》报道称。“当她登台时，人们用‘勇敢的姑娘！’‘激励我们吧！’‘新女性！’之类的话语为她欢呼鼓劲，”《日本时报》继续写道——

在众人的嗡嗡声中，她提高了音量，用这番爱国主义的谴责为自己的演讲做结:“拯救和补偿我们身在中国的同胞，是我们大正时代的女性对这个国家的责任。”

之后一群人包围了外务省，想要“采访”外交大臣。多亏有大批警察在场，再加上外务省铁门的阻拦，人们才没能攻进来。几天后，在明治剧场举行的一场集会威胁称，民众集会将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政府改变政策，或者政府自己垮台。

1913年秋，上野公园的树已经光秃，旧秩序的主宰者桂太郎公爵逝世。据传桂太郎的遗言是“尾崎行雄杀了我”，这指的是当年早些时候他在国会上受到的谴责。“桂太郎公爵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卓越、最成功的军人政治家之一。”《日本时报》表示。日本国家建构的英雄时代的标志性人物逝去了。桂太郎的死讯传到英国，人们以礼相待，虽然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亲德的，这几乎是赤裸裸的事实。在科学的国度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神经病学家、解剖学家爱德华·查尔斯·斯皮茨卡（Edward Charles Spitzka）的一封来信，信中探讨了报道所称的桂太郎公爵的脑重量，以及关于日本民族的传闻。斯皮茨卡指出，桂太郎的脑重量为1 600克，在死后测量了脑重量的108位杰出人物中排名第16位。这对日本的未来是一个好兆头，斯皮茨卡写道：

……日本人的脑重量比同等身材的欧洲人更大，就这一方面来看，也可能会比同等身材的其他民族更大。这些事实对于这个进步民族的学识、工业和资质具有重要意义。

桂太郎之死象征着一代人的离去，以及与这一代人相关的定局的破灭。在他从1848年到1913年的生命跨度中，日本成为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也伴随着现代性必然要带来的一切矛盾。生在半封建制度下的桂太郎，死在一个民族国家。他出生之时，正是一个帝国林立的时代，日本为自身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存在而担忧。他死亡之时，太阳已经在日本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升起，日本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虽然它对四周充满警惕，其他国家也对它满心怀疑。日本这个强国究竟要走向何方？日本是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定因素，是西方秩序的一环——还是会成为一股扩张主义势力？日本的崛起会不会仅仅是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觉醒——亚洲的觉醒？

伦敦 天际之外

“公元2013年的大英帝国会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呢？”《标准晚报》在1913年向伦敦的读者提问道。它的回答是，这个国家当然不会是一个凭武力统一的帝国，而最有可能是“在一个共同的元首领导下的自治州联盟”。加拿大将会有一亿人口（据《标准晚报》推测），而盎格鲁—撒克逊联邦的首都也许会设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处。到2013年，印度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治的实体——但也有可能不会。英国自身也许会再次成为一个农业国家，本土人口于1950年达到顶峰：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帝国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彼岸，整个民族对于其发源地的热爱与崇敬，也一定会保护这里免遭异族侵犯，这里的纪念碑和古迹会成为无数海外朝圣者的目的地，他们会自豪地瞻仰祖先的作品，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自由、他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引以为傲的地位，都应归功于他们的祖先！

这是对于未来英国让人心向神往的想象——像是某种大不列颠主题公园，或者帝国圣坛——也是对于21世纪大英帝国的奇思妙想：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但组织结构发生了改变，甚至连首都都迁移了。

1913年的伦敦依然如日中天。但太阳的下沉不再像从前那样难以想象。帝国不再被视为一种被上帝赐予英国人、赐予这片土地天生继承人的权利。这个帝国经历了百年扩张，几乎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且不费吹灰之力。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帝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很可能倍加困难的时期。虽然要想象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似乎是痴人说梦，但这并非毫无可能。“正在庆祝特拉法加海战100周年的大英帝国，还会迎来庆祝200周年的那一刻吗？”1905年，拥护帝国的《展望》（Outlook）杂志编辑詹姆斯·路易斯·加文（James Louis Garvin）写道。“这是一个追根究底的问题，”他继续道，“虽然麻醉性的乐观主义是当前的潮流，但民族本能认识到答案是绝不是预料之中的肯定。”

在很多人看来，警钟早在十几年前的布尔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敲响了。那场战争，用简单的军事术语来说，就是一场困局。几年来，人口相当之少的布尔人定居者，让强大的英国陆军陷入远方的漫长斗争中，伤亡数以万计，还损失了不少钱，这才赢得战争。如果说在南非大草原上对付一群荷兰农民就已经对帝国造成了军事上的压力，那么假如有朝一日，英国需要应对自身其他零散领土的防御问题，到底将如何是好呢？国际的流动虽然加强了帝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却也让遍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大英帝国变得格外脆弱：真的可以指望英国在亚洲、中东和欧洲同时作战并且取胜吗？正因如此，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这在10年前是完全想象不到的。这次结盟让英国可以把海军集中在欧洲，或许还可以开始让自身的国际地位长期回升。同年，借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之机，召开了殖民地会议。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会上的发言，与英国相对衰落的挑战和帝国过度扩张的风险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疲惫的巨人在过于庞大的命运之球下踉踉跄跄。”巨人依然是巨人，却被成功所带来的结果消耗掉了。

但使英国本土的民意受到冲击的，并不仅仅是布尔战争流血伤财的代价，这样的代价让一些人相信英国需要加倍努力地进行帝国改革，让另外一些人相信老态龙钟的帝国大势已去。还有这场战争如何进行的问题。例如人们认为，对布尔人家庭的拘留政策，难以实现将南非全境纳入英国统治下的目标，同时也辜负了英国通过控制带去和平、文明与英国制度的世界性历史使命。从更根本上讲，是这场战争为何进行的问题。1902年，经济学家约翰·A. 霍布森（John A. Hobson）在他的帝国研究中认为，目前来说，帝国主义背后的动力既不是对传播文明的追求，也不是道德改良运动，而是金融：“金融是……帝国引擎的调节器，调节能量，掌握运行。”帝国主义不会让被殖民者和殖民者利益均等，它并不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是“国家生活追求私利的卑劣选择，这种对私利的追求符合饕餮贪欲，也符合一个国家从早期物竞生存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强权统治欲望”。1913年的英国人大多将帝国视为道德的造物，或者说仅仅是一桩事实，是英国优越性活生生的证据，而不会像霍布森一样去分析。不过如果说布尔战争是帝国主义在现代的产物，有很多英国人根本不愿意看到它。

对于认为帝国体现着英国之伟大的人来说，当前帝国的复兴是理想的、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刻不容缓。但对于如何去实现，他们意见不一。对于其中一些人——包括所谓的“圆桌”成员，这是一个自封的殖民地官员精英团体，脱胎自帝国公务员米尔纳勋爵的“幼儿园”——来说，正式、广泛的帝国内部结构改革是关键所在。这可能需要建立某种帝国联邦，甚至可能需要建立一个帝国议会，在那里详细讨论战略意义上的帝国事务，而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上，绝大多数的辩论、关注和时间必然要留给英国本土的事务。

另外一些帝国主义者对于这种构想持怀疑态度。正如世纪之初，英国人理查德·杰布（Richard Jebb）在一次游历帝国的过程中所发现的：

有一种设想强调“英格兰的扩张”或者“更大的不列颠”这样的措辞，建议采用熟悉的联邦原则，认为这是更紧密的联盟的合理形态，但无论是天生的感情倾向，还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实际发展趋势，都无法为这种设想正名。概括来讲，可以说事实上人们对共同国籍的意识完全没有得到强化，而是截然相反。换句话说，帝国联邦的基础不但没有得到扩张和巩固，反而正在消融。

这种帝国联邦的基础，也许真的正在被向着贸易和金融国际主义的历史潮流所腐蚀，这种潮流很可能让英国民族性的特殊纽带被与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联系所替代。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一些英国政治家提出关税改革，撤销英国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构想出一个帝国贸易集团，试图以此强化帝国的经济纽带。

事实上，到1913年为止，帝国最伟大的创新是建立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新西兰以及自1910年以来的南非联邦。自治领在一些政治事务上依赖于伦敦的指导，但并不受伦敦的控制。除了殖民地总理偶尔的聚会——最近的两次都在伦敦，分别是1907年和1911年——帝国政府涉及自治领的问题时，要化为帝国内部各个不平衡的地区之间连续不断的协商谈判，伦敦有时采取哄骗的办法，有时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却极少实际拍板定音，因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宪法所不允许的。1913年关于加拿大的帝国防卫的辩论，或者同年英国的印度总督对南非印度人政策的公开批评，都是帝国通常运作方式的实例——作为拥有不同利益和志向的政治实体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网络，而不是一个垂直管理的阶级组织。在1913年一本名为“大不列颠问题”（The Britannic Question）的书中，理查德·杰布图解了大英帝国可能的四种结构，有“殖民属地”（现在看来已经是过去式了），有“大不列颠联盟”（杰布青睐的选择，本质上是由自治的“大不列颠”国家所组成的一个自由联盟），还有“帝国联邦”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种族不平等的，另一种是种族平等的——后一种意味着印度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平起平坐）。最终会选择哪条路并不清楚——也许混搭，也许一条都不选。

一些局外人预料到，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仍将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帝国开支超过国家财力的那一天是有可能到来的。”法国历史学家埃利·阿累维（Elie Halévy）写道。但在阿累维看来，这些是其他帝国才有的问题。而改革却可以将英国的清算日向后推迟很长一段时间：

帝国主义（给英国人）带来的困难或危险，为什么要比北美人、俄国人或者日本人——如果说日本人确实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更多呢？那些推动了工商业集中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也同样推动了军事和政治集中：20世纪将会是帝国的世纪。

另外一些人想象出了更加可怕却也不失合理的情况。1905年的一本小册子《大英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the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号称将于100年后的2005年在东京出版发行，书中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当前的印度被俄国统治，南非被德国统治，埃及取得了独立，加拿大并入美国，当前的澳大利亚成了日本的保护国。据推测，出版这本小册子是要点化日本帝国战略专家，书中所描写的未来英国提供了一个研究衰落帝国的案例，也许它终究还是灭亡了：

正如巴比伦和亚述留给我们的遗址、埃及的金字塔、迦太基的女王、罗马的法律，英国也将莎士比亚和世界性的语言留给了后人。当这些遗产犹存之时，人类会以英国的历史为鉴，英国衰亡的经历会提醒那些现存的帝国，一些经常存在的微妙影响力会催生衰败的萌芽，让世界霸权易主。

关键的“微妙影响力”被列举如下：乡村地区城市的兴起，英国人航海技术的丧失，精致奢华之风的发展，文学品位的匮乏，英国人体格的衰弱，国家宗教生活的衰退，错误的教育体制，最后还有大英帝国自卫能力的缺失。所有这些问题在1905年都已存在。把这些问题往后推延一个世纪，稍加想象便可得出结论，大英帝国并没有十足的保证可以永世长存。它衰亡的种子早已埋下。腐烂也许已经开始了。

对于1913年的很多伦敦人来说，腐烂似乎已经明晃晃地开始了，体现在劳资纠纷、保障妇女投票权的激进运动，以及帝国所有这些问题中最古老、政治难度最大的爱尔兰问题上。对于时间充裕的帝国主义者来说，将大英帝国的未来结构大理论化是一种颇有趣味的室内游戏，但爱尔兰的局势更加直接地威胁到了大英帝国的完整。就在伦敦，在劳工和妇女参政论者身上均有体现的战斗精神的崛起，被另外一些人描绘成对英国的稳定甚至是安全的公然挑战。罗马帝国是从内部、从罗马城自身开始堕落的，同样的情况是否会发生在大英帝国呢？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事态，很难与都柏林的抗议游行，国会议事厅被打碎的窗户，或者伦敦码头的罢工威胁相提并论。

伦敦很富有，也很有权力。它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指挥者，城市里那些一身黑色西装的办事员将全球金融掌握在手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伦敦的伟大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以它为首的英国政体的改革需要。至关重要的一项政治改革已经通过了，即《1911年国会法案》，由此古老的、非选举产生的上议院失去了对下议院支持的法案的无限否决权。对于一个最近一位贵族首相还只是在区区10年前的国家来说，这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巨变，也是民主赶超特权的标志，无论是好是坏。但对于爱尔兰政治改革、对于社会变革、对于男女更加平等的需求却并未止步于此。英国人不再满足于仅仅接受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还想要更多。

一个海外大帝国的存在并没有解决英国国内的问题。在一些案例中，如今的帝国反倒是放大和接替了这些问题。英国把以新教与天主教之争为形式的爱尔兰各派推向了澳大利亚，印度民族主义者从爱尔兰的例子中得到了启发，英国的妇女参政论者也可以指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大英帝国社会中妇女已经获得投票权的例子。妇女参政论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为什么妇女可以在帝国外围投票，却不可以在帝国中心投票？为什么在帝国某一地区被赋予的政治自由，在另外一个地区却没有？大英帝国的自相矛盾，从很多方面来说正是其兴盛的秘密，如今却掉过头来与之为敌。

爱尔兰自治问题——组建都柏林议会，赋予爱尔兰管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力——在英国国会兜兜转转了很多年。在1801年以前，一直存在着一个以英国君主为首的爱尔兰议会；那一年，爱尔兰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19世纪下半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达夺回权力的愿望。对于很多爱尔兰新教徒和很多英国人来说，这个话题仿佛一剂政治毒药，事实上它与16、17世纪英国作为一个与天主教欧洲对阵的新教实体而诞生的这段史话关系密切。这个问题充满了情感因素，饱含着对天主教徒不忠的控诉，以及对背信弃义、两面三刀、违背承诺的反控诉。在爱尔兰漫长的历史中，上一个世纪显然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光明的世纪。自始至终，爱尔兰的人口都在不断减少。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加剧了这一趋势。很多爱尔兰人移民海外，在美国东海岸安家落户，却从未忘记大西洋彼岸那些同胞的艰难生活。

爱尔兰的情况在近期得到了改善。近些年来，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受教育机会扩大。佃农变得更加富裕（不过是以雇农为代价的）。191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爱尔兰的人口减少是有记录以来最缓慢的。但民族主义已经覆水难收。与此同时，爱尔兰自治依然受阻。爱尔兰和英国之间有太多的恩怨情仇，如今他们根本无法在同一屋檐下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对彼此的缺点了如指掌，彼此之间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然而友好的离婚，甚至是试验性的分居，都会遭到一些英国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帝国解体的第一步，是向天主教压力屈服、出卖爱尔兰新教徒的表现。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有两个爱尔兰自治法案在国会上提出。其一于1886年被保守党国会议员投票否决，未能在下议院获得通过；其二于1893年被保守党贵族投票否决，未能在上议院获得通过。

1913年，距离上一次失败已有20年。但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领导的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依然派出了70多名爱尔兰国会议员前往英国国会。他们身边还坐着8名反对宗派主义的一切为了爱尔兰党（All-for-Ireland）党员，这个党支持爱尔兰自治，然而对于本地天主教代替新教占据优势持谨慎态度。爱尔兰国会议员对于国会中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势力分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英国政坛，他们是一股扰乱性的、只关心单一问题的力量，可是他们对过去的控诉天经地义，对未来的抱负也合情合理。

赫伯特·阿斯奎斯的英国自由党政府致力于再次尝试爱尔兰自治。尽管必然有很多保守党党员反对这一点，但人们认为保守党党员提出另一种建设性措施也并非不可能，或许是采用联邦制度，一些人寻求以此作为未来帝国整体的结构。从很多方面来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些更广泛的问题上，都是英国保守党的天然伙伴。他们倾向于支持贸易保护主义，雷德蒙本人也曾公开表示反对妇女参政。保守党会不会容忍爱尔兰更大程度上的自治，以换取政治上的支持呢？然而保守党最终还是恢复了过去咄咄逼人的姿态，选择了全力反对，试图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一次选举。

对于伦敦政府——保守党的支点、自治派的噩梦——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阿尔斯特。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强烈反对都柏林的统治。在阿尔斯特占多数的新教徒担心被南部占多数的天主教徒统治。在他们看来，那些天主教徒对罗马比对伦敦还忠诚。历史性的宗派对立已经是北爱尔兰日常生活中公认的事实，被宗教和政治领袖恰到好处的空话和信仰煽动起来时，就会一触即发。当伦敦的自由党政府提出再次尝试爱尔兰自治时，新教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国会议员、统一党领袖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成了阿尔斯特民愤的掌控者和代言人。

在1912年里，一条新的自治法案在国会上几经波折，虽然在上议院被投票否决，却在下议院再次通过。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在贝尔法斯特城外的一场复活节教堂礼拜上，被新教的阿尔斯特地区显而易见的团结深深地震撼了，他对自治的谴责也越来越严厉。7月，他将自由党政府称为“革命委员会”，宣布“我想象不出，对于阿尔斯特能够进行的反抗，有什么是我不应该准备支持的”，其中包括武力，还补充说他觉得“绝大多数英国人民”也会支持这种观点。这一席话说得很硬。英国反对党领袖实际上是对英国合法当局的决策提出了质疑。9月，卡尔森组织了阿尔斯特庄严同盟及盟约（Ulster’s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签名活动。他将建立都柏林议会的方案形容为一场阴谋，并向签名者保证，假如真的组建了这样一个议会，必将拒绝承认。鲁德亚德·吉卜林写下了一首颇具煽动性的诗支持阿尔斯特，警告人们黑暗力量正在释放，预示会有流血事件发生：

黑暗的危急时刻降临

眼看着我们被出卖给

我们曾经反抗的

所有的邪恶力量。

英格兰的所作所为

释放出叛乱、劫掠、仇恨、

压迫、罪恶和贪婪

来支配我们的命运

……

我们祖先洒下的鲜血，

我们的爱，我们的艰难困苦，

被当作我们的罪过

不过是勒紧了我们的枷锁。

在帝国的眼前，

叛徒为自己索价。

还需要更多的谎言吗？

我们是牺牲品啊。

 

我们知道，战争酝酿在

所有和平的家园，

我们知道，地狱是为了迎接

不信仰天主教的人

恐怖、威胁、畏惧

弥漫在集市、家庭和旷野

我们知道，归根结底，

如果屈服就将毁灭。

 

但尽管如此，自治法案还是缓慢前行，走进了1913年。“世界变化得很慢，然而毕竟还是在变化。”那年1月，支持自治的《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发表社论称。“毫无疑问，不出一两天，上议院的发言人就会告诉我们，帝国受到了不可弥补的伤害。”该报继续写道，它预期上议院反对该法案。然而按照1911年通过的国会法案的规定，上议院的反对阻止不了自治法案最终生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自治法案将在国会法案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拖延，并且将于1914年成为法律。”

所以说1913年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三方僵局。统一运动打算动用武力，抵抗他们所认为的都柏林议会的劫掠。四面楚歌的英国政府在下议院没有获得多数，正致力于组建都柏林议会。而民族主义运动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支持阿尔斯特脱离自治的运作。各方均认识到了这个僵局的成因，但谁也没有办法，或者可能是没有意愿去打破僵局。英国和爱尔兰血腥的联盟就这样开始滑向血腥的分离，不排除发生内战。有些人认为很有可能发生。

*** ***

伦敦人至少还可以自我安慰，如果关于自治的争论上升到暴力，最有可能发生在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街头，而不是伦敦金融城、伦敦东区或者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附近。伦敦即使受到影响，也是间接的影响。

至于劳工的战斗精神，情况就不一样了。在191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劳资纠纷一浪高过一浪，席卷了全国各地的矿井、铁路和码头。尽管工党在国会上——再加上工人阶级的选区选出来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国会议员——在工人阶级市镇的街道上、在工厂里代表着工人的利益，然而行使权力、发挥作用的，往往是更加激进的工会。伦敦，尤其是伦敦的码头，在任何一次全国性的劳资纠纷中，都必然要成为主战场。而伦敦还依赖英国其他地区的燃料，依赖国家的交通运输网络进行食物供应，在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战略领域，都无法指望不受延长罢工所带来的物质后果的影响。

工会战斗精神的表达方式也助长了这种恐惧。1911年，在一次波及伦敦港的交通罢工期间，有一份宣言被送交政府部门，里面写着：

你们明白，交通工人掌握着国家工业地位的命脉，我们也掌握着食物供应。如果船主和码头公司仍然执意与全国的码头工人作对，那么我们将会进入一种战争状态……饥饿和贫困把码头工人和船舶工人逼到采取当前的对策，你们无论是出动警察、军队、骑警，还是谋杀，都别想避免灾难降临在这个国家……

那年夏天，时任内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召集军队，前往东伦敦和国内其他一些城市街头。丘吉尔之前虽然对工会表示同情，但如今却将“秩序”奉为当下的行为准则。这次事件之后，他在国会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坚决主张：

我确定下议院会明白，大港口实际关闭，再加上铁路业务瘫痪，这对广大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是外敌封锁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的。

英国工会主义者汤姆·曼（Tom Mann）在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又在澳大利亚为工会摇旗呐喊。1912年，他因写了一篇劝士兵不要朝罢工者开枪的文章而被判入狱，理由是煽动兵变。同年，他颇具煽动力的同僚本·蒂利特（Ben Tillett）带领码头工人唱起了一首激进歌曲，将矛头对准了伦敦港务局主席：“他该死，他该死。”蒂利特将下议院称为“富人的杜马”，引申自革命之后的俄国议会，这似乎证实了他要采取议会外手段实现政治目标。他虽然是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创始成员，如今却加入了更加偏左的英国社会党（British Socialist Party）。1913年，国会通过了《工会法》，允许工会向政党捐款——之前是被法院判为禁止的——以期劳工的战斗精神就此化为工党在议会上更加实际的目标。但伦敦人的日子依然过得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下一场罢工、下一次产业停顿又会到来，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很难说。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伦敦人来说，相比于劳资纠纷，他们更关心的是妇女参政运动锋芒毕露的战斗精神，当然这在大多数时候也是更加显而易见的。到1913年为止，英国实际上已经在妇女投票权问题上进行了10年甚至更久的内斗。家庭和政党出现分化，基本的礼仪也受到了考验。这样的冲突制造了受害者，也造就了殉难者。妇女参政论者的斗争在伦敦街头明晃晃地不断进行着——在街角与警察的混战，招展的横幅，高声要求妇女投票权，或者斥之为令人讨厌的煽动行为，促进妇女进步的同时也可能对她们造成伤害。有将近1 000名妇女参政论者入狱，也有少数人身亡。到目前为止，她们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多少成果。

正常的政治程序似乎已经受阻。在国会上，很多代表支持某种意义上的妇女参政——在原则上、广义上，作为大势所趋的一种理念。妇女参政法案经常会被个别国会议员提出，并且获得下议院的支持。但要让个人提出的妇女参政法案有机会成为法律，需要政府进行干预，提供议会时间。一般来说，政府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即便法案真的拿到国会上讨论了，在通过之前还会有其他一些障碍。妇女参政权无论怎么调整，总是有弊端——爱尔兰议员也许会认为这是在占用讨论爱尔兰自治的时间，继而投出反对票，自由党人也许会反对妇女参政，基于只有有钱的妇女才被授予投票权，这正中保守党人下怀，而保守党人也许会反对妇女投票权，因为这据信会损害家庭生活。和爱尔兰自治不同，国会上有一个规模可观的、常设的爱尔兰议员核心小组，他们愿意为自己特定的事业投票、游说，但妇女参政却是一个政治孤儿，支持者众多，但很少有人愿意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目标。

在争论中，私利问题伪装成原则问题，反之亦然。赋予妇女投票权，应该和男性投票权在同样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女性选民的人数就将超过男性选民）吗？选举权应该更加受限吗？1913年5月，一名个人议员提出的法案再次选择了限制措施，对于女性选民资格的要求远远多于男性选民。发起者称，该法案制订了一条“让人进退两难”的路线。倘若成为法律，那么在达到一定年龄的英国妇女中，可以得到投票权的将不会超过1/10。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些人觉得太多了。身为自由党的首相本人就曾在一次争论中发言，指出部分选举权纯属无稽之谈，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接下来反对任何条件下的妇女投票权。他对神圣的（男性）民主卫士说：“民主的目标是消除专制、消除人为的区分。”但在这件事情上行不通：

民主对于由自然创造、由经验支持的区分，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对于议院今晚要回答的真正问题，有一句话在我看来是其要点与核心，那就是：如果在政治上赋予妇女选举权，那么我们的政治结构会得到强化吗，我们的立法会更受尊敬吗，我们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会变得充实吗，我们的礼仪标准——说到礼仪，我要把古老的骑士美德，殷勤礼貌，以及两性之间的互相依靠、互相信任都包括进来——这个标准会得到提高和升华吗？

阿斯奎斯将不可能完成的举证责任抛给了妇女参政拥护者，从而对自己的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阿斯奎斯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持相反的观点。500万劳动妇女为什么不能对她们的工作环境产生影响呢？主张不能赋予妇女投票权，因为在国家军队服役的只有男人，所以只有男人对国家的安全负有终极责任，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无论是从公正、逻辑、情理甚至私利的角度”，格雷都找不出任何理由反对妇女参政。但他的漂亮话并没有带动同僚们的投票。1913年5月6日，大多数自由党和工党国会议员，以及一些保守党议员，对赋予少数妇女投票权投了赞成票。大多数保守党议员投了反对票。爱尔兰议员渴望获得更多自由的是他们的国家，而不是他们的妻子，并且认为妇女参政运动扰乱了他们自己更高尚的宏伟大业，因此也投了反对票。站在他们这边的不仅有首相，还有他最受争议的一名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这种性质的僵持在国会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好斗的妇女参政论者开始采用一种不同的策略，与女性从事国家政治的文雅形式，也就是上流社会的游园会相去甚远。5月6日晚，一枚装在芥末罐里的炸弹，被放置在伦敦正中心圣保罗大教堂的伦敦主教座位下，预备在午夜时分爆炸。“只是电开关的方向钮反了，这才避免了这个定时炸弹爆炸。”《每日纪事报》次日报道称。“致力于做这种恶事的人，甚至往往连做都做不对。”次日晚间的布道，主教在感谢上帝拯救大教堂免遭炸弹之后，伶牙俐齿地评论道。

这次袭击失败了，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当伦敦主教在圣保罗大教堂巧言还击时，一名妇女参政论者正准备烧毁富勒姆（Fulham）的一座板球馆，往草皮上洒酸。一张宣称对此负责的明信片上写道：“当男人光明正大地给女人投票时，要允许他们安详地玩他们自己的游戏。”仅仅在5月的头两个星期之内，就有新闻报道称一名妇女参政论者密谋炸毁伦敦的造船厂，一名国会议员在兰开夏（Lancashire）的宅邸被火烧毁，一些邮箱遭到破坏，皮卡迪利广场地铁站发现一个标有“硝化甘油、危险”的牛皮纸包，都柏林帝国剧院发现一枚含有50颗子弹的炸弹。伦敦的游客会发现伦敦塔、国家美术馆、泰特美术馆、汉普顿宫全都部分关闭或者完全关闭，肯辛顿宫窗板紧闭，防备着可能的袭击。大英博物馆虽然照常开放，但安保也已升级。《每日图片报》刊登了一封署名为“百夫长”的来信，信中提议由当地的义务警员团体组成最后一道防线。“让义务警员找出她们（妇女参政论者），把她们记下来，”他建议。

激进行为实属绝望之举，这种绝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行为会不会有让支持者避而远之，进一步加深与对手之间隔阂的风险呢？在对手们看来，这即便不是恐怖主义，也是敲诈勒索。妇女参政论者成功地制造了恐惧和嫌恶，但她们真的能够借此实现她们确定的目标吗？《经济学人》的回答是不能。它认为战斗精神的后果是“热心者变得麻木，麻木者变成强烈反对者”。这项事业也因此受挫。早就已经倾向于反对妇女参政的人们便会主张，战斗精神证明了他们的论点，女人的政治活动“疯狂激烈、无法无天”，与男人稳重、理智的深思熟虑截然相反。不应允许一个传染另一个。编辑们指出，倘若选举法案在这样暴力的氛围中获得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不满岂不是也会觉得直接行动才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妇女参政论者充其量是纵火，而其他人——“也许就在阿尔斯特”——会不会严重到杀人的程度？

几星期后，《每日快报》得出结论，就连那道门槛如今也已经被跨过去了。该报编辑发表社论，评论了在艾普森德比赛马大赛上冲到国王赛马前的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戴维森，他们谴责戴维森的意图是“杀人”，很可能夺走两条人命，即使不是三条人命。（而到头来只有戴维森自己身亡。）该报警告称，妇女参政论者做得太过火了：“也许1913年的德比惨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女权的希望都将是真正的致命性打击。”戴维森为之付出生命的，是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的战斗事业，该联盟的杂志《妇女参政论者》（The Suffragette）可能要比《每日快报》更有说服力。杂志封面上的戴维森被画成天使。下面写着：“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是高尚的思想，高尚的事业，为了平等的信念，为了一个人的伙伴，为了一个人的自由而牺牲的理想：这是一个永不磨灭的理想。然而到了1913年年底，相对于年初，妇女与获得投票权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议会行动已经走不通了。议会外行动也到了这步田地吗？

还是说只是时间问题呢？“妇女参政权将会踩着阿斯奎斯先生的尸体通过，”英国犹太人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1913年11月写道，“这是为数不多的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确定的事情。”他虽然不赞同整体上的激进策略，却情不自禁地钦佩基层战士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她们被人扔石头，被人打，被按到饮马池里，被猥亵，和酒鬼小偷一起关在三等监狱里，被判处劳役刑，通过管泵进食。”他写道。她们迫使国家不得不诉诸暴力，对绝食的妇女参政论者进行强制喂食。之后她们又迫使国家采取了一种“猫捉老鼠”政策，绝食的妇女参政论者一旦病倒，就会被释放，待到恢复之后再重新关押起来。他主张：“由于食物短缺而死在南极冰天雪地里的斯科特船长，其实并没有绝食抗议的首创者、虚弱的华莱士—邓洛普（Wallace-Dunlop）小姐那般英勇，身边是堆积如山的奢侈品，对她望眼欲穿，而她却一直忍受着饥饿。”

妇女参政论者为她们这份事业所做出的牺牲，终将得到公正的回报。如果这一年没有，那么也许就是在下一年，或者下下一年。毕竟进步是可以被放慢的——却无法被阻止。

*** ***

克拉伦斯·鲁克（Clarence Rook）在1913年12月31日的《每日纪事报》上写道：“在这个年关，世界似乎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一时刻，日历、年鉴、时间表、参考书，一下子都成了废品，甚至连便笺纸最上面的日期也必须改掉。把信头上的年份从1913改到1914，意识到距离自己的长眠又近了一年，这种感觉让人心头一紧。

1913年结束之际，伦敦的各大报纸纷纷回顾这一年，酒吧和酒店里挤满了在圣诞季寻欢作乐的人，他们展望着未来。

伦敦市长告诉《标准晚报》的读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国际和平的基础上，“世界商业中心伦敦能够不断繁荣下去”。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爵士，也写下了开凿英吉利海峡隧道、让英国与欧洲之间通上火车的雄心壮志。英国喜剧作家弗朗西斯·伯南德（Francis Burnand）爵士写道，他希望“约翰牛可以看清爱尔兰和印度的局势，不要与它们产生纠纷”。运动员、政治家德斯伯勒（Desborough）勋爵最大的心愿是“纪律”，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则是希望授予妇女投票权。伦敦百货公司老板H.戈登·塞尔弗里奇（H. Gordon Selfridge）先生回复《标准晚报》说：“如果可以许愿的话，我希望在1914年，贸易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发展出更宽广的思路、更辽阔的眼界、更宏大的理想。”

“尽管我们面前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经济学人》发表社论称，“但这个繁荣的小王国的居民没有任何理由不欢度圣诞佳节。”1913年全年的财政状况都很紧张。股票价格不像前几年那样走高，实际情况已经是“残酷无情、一成不变的价格下跌”。巴尔干战争抑制了经济乐观主义，欧洲大陆不断上升的军费开支也同样如此。欧洲的局势依然令人担忧，但英德友谊突飞猛进，人们对此反应热烈。全世界的公众舆论都被认为是和平的。《经济学人》报道称，“德国帝国议会和法国议会，美国国会以及全国各个政治商业协会通过的无数决议，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向着和平。受内战影响，墨西哥的经济状况举步维艰，报道中还提到了中国的新政府“困难重重”。然而美国降低关税，必将加快全球经济的步伐。总而言之，结论就是“随着海外政治形势好转，我们应当在明年夏天到来之前，设法让财政紧张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

也有更尖酸一些的评论。《每日图片报》虽然对欧洲的和平从巴尔干战争风暴中幸免于难表示喜闻乐见，却认为墨西哥和中东的问题极其令人担心。该报指出，“走上另一条路的机会遍地都是”，不过1913年“还是让我们免遭末日大决战”。但对于1914年：“无论望向何方，映入眼帘的都是阴森可怕的战争机器，不断地膨胀着。那份恶意越来越值得警惕，阻碍着工业的轮子，挥霍着和平的果实。让我们祈祷新年快乐吧！”

“这一切终将走向何方？”另一家伦敦报纸的编辑就这一整年军费开支的增长提出批评，并问道。他表示：“并不需要预言的天分就可以预言到，这项疯狂的军费开支竞赛将会以灾难做结。”能够阻止这种疯狂行径的，唯有人民本身：“在贵族和金权政治明显失败的地方，民主是迟早会成功的。愿民主统治早日萌生！”

《每日纪事报》的印刷厂正在年底之前赶工，排字工人把这一年最后一首诗的字母排好顺序，之后才出门融入伦敦的寒夜，空气中还弥漫着烤栗子的味道。今夜，他们会欢庆，将1913年付诸历史，迎来崭新的一年——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亲友，在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帝国、地球上最大的帝国、世界中心的心脏地带：

我不哀悼你的逝去，也没有织起泪帘，

当你被历史的阴影埋没：

我只是叹息道——上帝啊，请让明年

比上一年更加富饶丰硕

我不哀悼你枯萎的玫瑰，也不哀悼

对一点生存空间望眼欲穿的时日；

玫瑰会再度绽放，而我也可以祈祷

这至高无上的恩典时刻再度降至。

那么就付诸那些承载着记忆的灰暗

不可侵犯，但并不哀悼。你在我身上

感觉不到惜别的重担；

我转身迎接应至之年的曙光。

午夜钟声敲响，1913年落幕。时间进入1914年。

尾声 1913之后

1914年，战争在全世界打响。在这四年中——在佛兰德斯的淤泥里，在阿尔卑斯山，在东线前沿，在达达尼尔海峡，在世界其他地方——一些人努力尝试杀死另外一些人，有时是关系国家存亡，有时是为了某种更崇高的理想，有时是因为命令，有时是因为死亡和杀戮成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几百万人丧生，另外的伤者也未必比他们更幸运。一代人的希望与梦想在炮弹的轰击中化为齑粉。家庭被拆散。人性凝视着深渊，深渊深处黑暗扭曲的人性倒影回以凝视。

尽管军事冲突的残暴行径集中在欧洲，大多数战斗人员也是欧洲人，但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海战在南大西洋和北海展开。最初的中立国，例如美国和巴西，航运都遭到了德国U型潜艇的袭击。在东非的群山中，在波斯高原上，“一战”中的小冲突也在各个大国之间上演着。印度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在全世界并肩作战。阿尔及利亚人和塞内加尔人同法国人并肩作战。新生的中华民国为赢得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派出了数万名中国劳工去欧洲挖战壕。美国人1914年还置身于战争之外，并于1916年选出了在宣言中承诺和平的伍德罗·威尔逊连任总统，然而却还是在次年参战，将大量部队和资源派往西线，这样的速度只有凭美国的规模和编制才有能力实现。在东线，来自俄罗斯帝国各个角落的士兵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亚美尼亚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被派往前线，为沙皇和祖国而牺牲。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被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队占领。德国在中国青岛的租界被日本人侵占。战争初期，德国间谍曾希望奥斯曼帝国的盟友们举起的伊斯兰圣战旗帜，会在中东和印度引起一场反对英国利益的穆斯林起义。最终还是英国间谍更胜一筹，他们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化为了从南翼攻破君士坦丁堡的武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长期以来被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视为他们之中的敌人，当奥斯曼帝国四面楚歌、开始解体之时，这些亚美尼亚人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报复。战争所到之处，疾病无不随之而来。

1918年，战火熄灭。英德混血知识分子、1913年泛欧洲贵族阶层的典型人物哈里·凯斯勒从前线服役归来，回到了位于德国西部魏玛的家：

老马车夫正在车站等候。我的狗欣喜若狂地迎接我。经过了几年如此惨烈的事态，我的房子似乎奇迹般地并没有什么变化：崭新、明亮，在白昼的最后时刻，犹如睡美人被灿烂的光芒照亮；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画作，摆放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德语书的书架，马约尔（Maillol，法国雕塑家）的大小雕塑，他作品中丰腴、健壮的女人，美丽的裸体青年……这一切仿佛静止在了1913年，很多人曾经来到过这里，如今却已与世长辞、失踪、失散，或者成了敌人，可他们仿佛都还可以回来，欧洲生活还会在断裂之处重新开始。这里就像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庙宇，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有些褪色的信物和记忆……我找到了邓南遮（d’Annunzio，意大利诗人、民族主义者）的一份题字，克劳德·阿内（Claude Anet，法国作家）从伊斯法罕带回来的波斯香烟，莫里斯·丹尼（Maurice Denis，法国画家）的幼子洗礼的礼物，俄罗斯芭蕾舞团1911年的一张节目单，上面还有尼金斯基的照片……

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改变。然而凯斯勒深知，枝形吊灯上的灰尘可以拂去，1913年的会话也可以神奇地继续，但舞厅的电闸开关再也拉不回去了。战争留下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太深了。时光是无法倒流的。

特别是欧洲，已经被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改变了。在各个地方，甚至是“一战”的战胜国，过去的政治文化都遭到了挑战。对于战败国来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全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开始。德皇威廉二世，1913年还曾以那样隆重的盛典庆祝登基25周年，如今却被迫流亡荷兰。德意志帝国成了德意志共和国。战争直接导致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柏林和巴伐利亚被极右翼军队返回的营部镇压，迫不得已为即将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效劳。德国首都从柏林迁至凯斯勒宁静的故乡魏玛。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德国中产阶级遭受了几乎和战争本身不相上下的第二道创伤，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他们的积蓄。很多德国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并没有真正输掉战争——毕竟1918年停战协议生效之时，德国军队还在法国的国土上——只是德国政治家输掉了和约。巴黎和会上，德国新的主人公们承认了战争责任，承担了巨额赔款，并且接受了意在将除俄国之外最大的欧陆强国削减至地缘政治中的小角色的一系列措施。

奥匈帝国的命运同样悲惨。在战争最初的几年里，奥匈帝国很好地支撑了下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却在战争结束之时轰然解体。哈布斯堡王朝历经数世纪拼凑起来的领土，被凡尔赛宫的和事佬们划分出了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民族构成比之前更加单一，但领土也相应地缩小了）和奥地利（几乎全民说德语，却被禁止与北方的德国表亲合并）。宏伟的帝国之都维也纳，作为一个中欧小国过于庞大的首都，开始了新生。身为哈布斯堡王朝臣民的维也纳人，早已习惯将这片土地视为不可剥夺的遗产，而这个国家如今只剩下这片土地中的一小部分。东欧的地图也经过了重画，波兰被邻国瓜分了一个多世纪后，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南斯拉夫从巴尔干的泥淖中诞生，把哈布斯堡王朝对于单独一个南斯拉夫王国的古老梦魇变成了现实。

与此同时，在东面，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被卷入了深渊之中。俄国国内发生动乱，西线作战尚未结束就被迫退出“一战”，在1917年接二连三的革命中磕磕绊绊，之后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沙皇一家被枪决。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彼得格勒（圣彼得堡1914年之后的名字）。外国势力介入，试图牵制住布尔什维克。1919年，“一战”的战胜国在凡尔赛宫会晤，欲签订和平条款，而1913年无可置疑的列强之一——俄国，甚至都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然而在内战中，有很多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到处乱窜，寻求西方在内战中支持他们这一方）。相反，日本却派了代表参加。

在几年的时间里，俄国又将恢复伟岸的身姿，这次不再是古老的沙皇帝国，而是苏联。然而，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一战”结束之时，帝国的阿拉伯领土处在英法的政治势力或直接控制下，伦敦取代君士坦丁堡，成为耶路撒冷终极的主人。在土耳其的核心地区，为抗击入侵的希腊军队，新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打响了——这场战争最终于1923年结束，土耳其和希腊人口大量流动，希腊城市士麦那（Smyrna）发生大火，两国之间结下了世仇。

相对于1913年的世界面貌，欧洲势力群的这些变化是一次相当重大的突破。但正如很多人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变化仅仅昭示着一个更加宏大的世界历史进程：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对文明优越性的主张，纷纷开始丧失。如果说“一战”证明了一件事，难道不是曾经被拥立为世界上最进步、最先进的欧洲文明，其实不过是金玉其外的野蛮？中国知识分子严复曾有言道：“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高声自问，作为曾经极具吸引力的世界中心、海外投资的外国资本的主要来源，欧洲会不会最终成为区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说法，“亚洲大陆的一个小海角”。德国作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就这一主题写下了一部颇受欢迎的伪历史著作，上下两卷分别出版于1918年和1922年，书名取得很简单，就叫“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的确，伦敦和巴黎依旧是“一战”后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事实上，由于被国际联盟授予了准殖民地性质的委任统治地，这两个帝国控制下的领土还扩张了几分。但这并不是说情况回到了1913年的局面。战争腐蚀了欧洲文明的可靠性。英国和法国为了保卫宗主国，对帝国武装力量的依赖性暴露无遗。载入《凡尔赛和约》的国家自决原则，虽未很快应用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却标志着从今往后被视为世界秩序基本单位的是国家而不是帝国。20世纪20年代，殖民地动乱的烈火燃遍了埃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爱尔兰于1922年成为英国君主治下一个独立的自治领。世界受到欧洲帝国的支配——也因此接受了欧洲文明——这样的模式已经开始松动了。

唯有日本和美国通过“一战”变得比1913年更强大、更富裕、更有影响力了。日本出席巴黎和会，确定了它的大国地位，作为世界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但巴黎和会上国际信誉最好的是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英国在战争期间大把大把地砸钱，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国外投资和黄金储备大幅度缩减，而美国则不然，战争抬高了它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上的地位。对于在军事上决定战争的胜负，威尔逊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想要让美国在和平时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不但没有领导世界，反而撤出了世界舞台。威尔逊总统做了很多工作，才成立了国际联盟，确保这个新的组织不会打破欧洲的势力平衡，而是会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美国参议院却投票拒绝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美国提高了贸易关税。新的移民限制开始实行，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人的工资，维持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民族构成。国内政策先于对外政策。

欧洲作为全球体系核心的地位弱化了，美国又无法也不愿掌握领导权，1913年很多必然的事情都打上了问号，其中就包括对日益高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期待。“一战”之前，国际主义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它本身却成了一项事业。战前金融秩序的核心，金本位，在20世纪20年代重新确立起来，伦敦也试图再次打造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如1913年时那样。但有太多黄金现已外流到大西洋彼岸，伦敦的货币霸权，以及由此而来的作为世界金融事务指挥官的可靠性，都打了折扣。更糟糕的是，各个国家以战前的汇率重新恢复金本位，而这样的汇率不再反映各国真正的经济和金融地位，这相当于是迫使这些国家穿上不再合身的金融紧身衣，于是金本位被视为一种造成经济风险而非实现金融稳定的机制。1931年，面对经济大萧条，英国放弃了金本位。自由贸易原则，以及它所意味着的经济互赖原则，被经济自给自足的渴望所取代，结果就是全球贸易直到1970年才达到1913年时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1913年时将世界织成一张人际关系网的全球移民流动，也被“一战”打断。战争之后，移民流动缩减。

无论如何，1913年的世界已经逝去。

*** ***

“我们的今日与昨日、前日之间所有的桥梁都被烧毁了。”在20世纪40年代初，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战前维也纳回忆录中写道，他将那个时代称为“太平的黄金时代”。

1913年的世界，对于那些未曾了解，甚至一些曾经了解过它的人来说，终究还是成了一种梦境，一个觉醒前时代的象征，一座回不去的伊甸园。在欧洲，对“一战”的纪念，不仅体现在遍布整个大陆城乡的献给死者的纪念碑上，还存在于出版发行的战争日记、战后很久写下的回忆录和虚构的战争记述中，其中这些虚构的战争记述的作者，有的甚至在他们描述的事件发生之时还没有出生。个人的战争回忆已经沦为一代人的集体悲剧，一个现已无法触及的世界的集体灾难。对于20世纪50年代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来说，这场战争正是俄国堕入当时那个黑暗年代的起因：“现在我认为一切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跟着我们一路走到今天的全部灾难，都要归咎于那场战争。”

鉴于自那以后俄国遭遇的灾难，战前的世界似乎是一段更坦率、更道德的时代：

我对童年时代记忆犹新。我依然记得那个年代，上个世纪的和平观念是众所公认的。讲道理是理所当然的，依照良心行事是正确的、自然而然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上的是很罕见的例外情况。谋杀发生在戏剧中、报纸上、侦探故事里，而不在日常生活中。

之后，我们从这种安宁、纯净、从容的生活方式，突入了血与泪，集体疯狂，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合法的、有报酬的屠杀这一野蛮行径之中。

对也好，错也罢，这就是现在的我们在文化上所看到的形象，距离1913年的世界——一个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世界、秩序与太平的世界、不知不觉中与20世纪史无前例的灾难搭上了边的世界——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这个形象里充满了悲怆与诗意，充满了沉静地走向命运的人物，时光的表面上暗影摇曳。它让1913年有了一段可以提醒今日我们的来生——一部失落时光的寓言。但它同样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以全新的视角思考我们自身的时代，反思过去，思考未来，不把它作为预料中的必然，或者预设的事件经过，而是作为我们尚未建设的未来。

致谢

本书是出于爱好而写。写书的构想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酝酿多年，但也离不开其他很多人的悉心指导、智慧学识和调查研究，这才有了现在呈献给各位的这部作品。

经历了开始的几次失败之后，ICM的珍妮弗·乔尔（Jennifer Joel）和柯蒂斯·布朗（Curtis Brown）的梅利莎·皮芒泰尔（Melissa Pimentel）帮助我把脑中的构想落实在纸上。威尔·苏尔金（Will Sulkin）以及之后的斯图尔特·威廉斯（Stuart Williams）在鲍利海出版社（Bodley Head）买下了这本书，莉萨·考夫曼（Lisa Kaufman）为Public Affairs买下了这本书。能够与依然支持优质、严肃的非虚构图书的两家优秀出版机构再次合作，是非常美好的经历。起初，鲍利海出版社方面是凯·佩德勒（Kay Peddle）在负责。后来，是杰玛·韦恩（Gemma Wain）和我一起坚守在写作和制作这本书的战壕里——但愿没有因此患上什么炮弹休克症。我非常感谢她专业的指导、偶尔的规劝、不可思议的冷静和宽容。没有她的劳动，也就没有这本书的存在。克里斯·波特（Kris Potter）设计的封面非常棒。伯尼斯·戴维森（Bernice Davison）的审稿让书中的文字趋于完善（如果还有错误，那么很遗憾，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安娜·考林（Anna Cowling）负责制作。鲍利海出版社的埃玛·扬（Emma Young）和索菲·米切尔（Sophie Mitchell），Public Affairs的热姆·莱费尔（Jaime Leifer）负责向大众和我们的媒体朋友推广这本书。我非常幸运，能够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宫）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的（一个近乎完整的）休假年里，完成这本书大部分内容的写作，特别要感谢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伯尼斯·李（Bernice Lee）以及我单位的同事，他们在我缺席的时候依然全体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我背着巨大的历史债务，在这里是列举不完的，在参考书目和注释中有更详细的说明。但有一些，如果不在这里特别提到的话，也许就错过了。历史方向的职业造就了伟大的研究者、伟大的辩论家、伟大的作家。我坚信，历史的价值在于让当代可以以史为鉴，历史需要有说服力的阐释者。已故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令人敬畏的叙述技巧，已故的托尼·朱特（Tony Judt）的人道精神，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层出不穷、引人入胜的作品，诺曼·斯通（Norman Stone）的历史性阐述，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纯粹的热忱，总能让我深受启发。

记得有一年暑假，当时的我着实太年轻，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然而我读到了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并开始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能够为我们自身的时代开启的种种展望，以及关于权力和政治真正的大问题。蒂莫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将历史视角带入当下的能力，以及解读历史的现代视角，全都饱含着智慧，这对于如何将历史的思维框架渗透到我们对当代政治、利益和民族的理解当中，起到了一种模范作用。如果英国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做这样的事，定能成为同类中最有说服力、最优雅的一员。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我非常幸运地接受了马丁·康韦（Martin Conway）——他的一面墙上一直有一张凯末尔的黑白照片——罗伯特·吉尔德（Robert Gildea）、卡佳·安德烈耶夫（Katya Andreyev）、鲁思·哈里斯（Ruth Harris）、简·帕尔默夫斯基（Jan Palmowski）、克里斯托弗·黑格（Christopher Haigh）、帕特里克·沃莫尔德（Patrick Wormald）和W. E. S.托马斯（W. E. S. Thomas）的教导。在牛津大学学习历史，或许是我最做过的最能让头脑兴奋的一件事。

我们有时会读到这样的历史书，书中闪耀着洞见和智慧，是权威之作，或者是巨作——譬如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的《调停者》（Peacemakers）、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的《帝国计划》（The Empire Project）、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以至于自己失去了亲自去尝试的胆量。这部作品，必然要比上述这些作品更加主观。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其他历史学家的作品提供一个侧面的参考，为他们的思想提供一种不同的框架，但愿也能将读者引至历史研究的茂林中。

我还要感谢一些人，在为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给予了我直接的帮助，无论是在科林达（Colindale）的英国国家图书馆报纸阅览室花时间钻研关于1913年某个特定城市的报纸，查阅外交和其他一些文件，还是以另外的方式。能力超群的安格斯·麦克拉伦（Angus McLaren）帮助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德班进行研究（还有无比复杂的图片工作），里阿农·埃文斯—扬（Rhiannon Evans-Young）一页又一页地查阅关于墨尔本和温尼伯的报纸，乔治·莫尔（George Moore）从君士坦丁堡下手，并帮助我认真处理有关日本政治的问题，思维缜密的汤姆·史密斯（Tom Smith）承担起了关于上海、北京和东京的相关工作。非常感谢胡戈·瑟维斯（Hugo Service）和马丁·康韦请众位历史学家过来帮助我。学习突厥语言的过程中，托马斯·韦尔斯福特（Thomas Welsford）指引我去读塔杰·萨尔塔诺什（Taj al-Saltanah）的《最大的痛苦》（Crowning Anguish）。在洛杉矶，沃尔特·多明格斯（Walter Dominguez）为我道出了威廉·德弗雷尔（William Deverell）的Whitewashed Adobe和菲比·克罗普（Phoebe Kropp）的引人入胜之作California Vieja。塔利亚·肯尼迪（Thalia Kennedy）博士帮忙查阅关于德黑兰和孟买的文件，她对印度—撒拉逊风格别具慧眼，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档案中发掘遗珠。（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一封英国外交函件中形容艾哈迈德沙·卡扎尔的，这句话正是她找到的。）在汤米·维德（Tommy Wide）的介绍下，阿尔及尔的斯科特·利德尔（Scott Liddle）帮忙把瓦西夫·雅哈里耶的日记节选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为了进入圣彼得堡古色古香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玛丽亚·米列瓦（Maria Mileeva）博士帮助我填写必要的表格，盖章，之后又为我详细解释1913年俄国报纸上的内容，这些报纸的原件现在依然可供阅览。她发现了来自博尔斯克的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的回忆录，弄丢了，之后又找到了。在伦敦的一家酒吧里，我最先把整本书的大概告诉了玛莎（Masha）。她在考陶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积极从事欧洲和苏联艺术史的研究工作，还能为我自己的项目贡献出一份热情。她的精力都是从哪儿来的，我还没有弄清楚。玛莎是我在本书上的战友。她自始至终都在用爱支持我。

虽然最后面的部分是我从亚利桑那州威肯堡（Wickenburg）的一家汽车旅馆传回鲍利海出版社的，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我在位于墨尔本林梅·里吉斯（Lyme Regis）的姐妹家中，以及英国国家图书馆——一个伟大的机构，绝佳的工作环境——写下的。我在那里度过了太多太多的时间，已经把它当成另外一个家了（有点儿担忧呢）。但我同样从其他一些图书馆和档案馆受益良多，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帮了很大忙，让这些机构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耶路撒冷的中央犹太复国主义者档案（Central Zionist Archives）、以色列国家档案馆（Israel State Archives）和耶路撒冷研究中心（Center for Jerusalem Studies），美国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College Park）的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纽约市的摩根图书馆档案（Morgan Library Archive）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美国艺术档案馆（Archives of American Art）和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密歇根州迪尔伯恩（Dearborn）的本森·福特研究中心（Benson Ford Research Center），洛杉矶公共图书馆（Los Angeles Public Library），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档案，温尼伯的马尼托巴档案馆（Archives of Manitoba），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以及非同凡响的资源网站www.archive.org——可以在网站上观看《哈里什昌德拉国王》（Raja Harishchandra，印度1913年的第一部故事片），阅读那个时代大量旅游书的电子版——这一切对我写作这本书帮助很大。这些机构所代表的知识与记忆的组织和传播，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此外，我还非常幸运，拥有一群了不起的朋友，他们所做的各种有意思的事情给我以启迪，与他们谈论这本书也非常融洽——其中一些人是BL的常客，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参加The Last Word——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帮助过我。他们心中有数，而我列举不完，但请允许我列举其中的一些人，或者说比“一些”还多一些：亚历克斯·布格哈特（Alex Burghart）和埃尔米奥娜·埃尔（Hermione Eyre）、特雷莎·德拉斯—弗朗西斯（Teresa Drace-Francis）和罗纳德·格罗弗（Ronald Grover）、埃德·塞布利纳（Ed Sebline）和西塞莉·费尔（Cicely Fell）、雅基·克莱因（Jacky Klein）、亚历克斯·冯·通泽尔曼（Alex von Tunzelmann）、列奥·汤姆林（Leo Tomlin）和萨拉·布赖斯（Sarah Bryce）、安娜·摩根（Anna Morgan）、朱迪·弗拉德马克（Judy Fladmark）、措埃·弗勒德（Zoe Flood）、迈克尔·肖（Michael Shaw）、安德鲁·哈罗普（Andrew Harrop）、马修·莫里森（Matthew Morrison）、诺雷恩·卡恩（Naureen Khan）、尼克（Nick）和贝尔·戴维斯（Bel Davis）、亨利·希钦斯（Henry Hitchings）、塔纳兹·贝尼萨德尔（Tannaz Banisadre）、马亚·梅勒（Maya Mailer）和丹·韦克斯勒（Dan Vexler）、贾斯珀·戈德曼（Jasper Goldman）、艾利森（Alison）和杰米·卡彭特（Jamie Carpenter）、阿利萨·德卡博内尔（Alissa de Carbonnel）、达里奥·土伯恩（Dario Thuburn）、玛丽亚·桑切斯（Maria Sanchez）、塞韦里内·休伯特（Séverine Hubert）、雷吉·奥滕（Reg Otten）、奥雷莉·范德普特（Aurélie Vandeputte）和理查德·奥斯曼（Richard Osman）、基思·坎贝尔（Keith Campbell）、尼娜·霍布森（Nina Hobson）、维多利亚·德梅尼（Victoria de Menil）、迈克尔·拜尔斯（Michael Byers）、乔安娜（Joanna）和罗布·格雷（Rob Gray）、詹姆斯（James）和卡米拉·史密斯（Camilla Smith）、菲比（Phoebe）和里克·克莱（Ric Clay）、卡罗琳·布恩（Caroline Boon）、MK和哈密什·吉尔德（Hamish Gilder）、詹姆斯·斯基德莫尔（James Skidmore）、罗布·利沃尔（Rob Lilwall）、乔伊·布吕尼阿斯卡（Joey Bryniarska）、达夫纳·乔威尔（Daphna Jowell）、胡戈·瑟维斯（Hugo Service）和安尼塔·赫里尔（Anita Hurrell）、亚历克斯·赫里尔（Alex Hurrell）和克莱米·弗兰克斯（Clemmie Franks）、维多利亚·麦凯（Victoria Mackay）、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维多利亚·埃利斯（Victoria Elles）、索菲（Sophie）和伊恩·欧文（Ian Irvine）、安娜（Anna）和迈克·帕尔默（Mike Palmer）、埃玛·卡斯塔尼奥（Emma Castagno）、亚历克斯·纳什（Alex Nash）、阿利克斯·达夫（Alix Duff）、托比·斯通（Toby Stone）、埃斯拉·布卢特（Esra Bulut）、佩林（Pelin）和汤姆·勒夫（Tom Luff）、加利亚·雷比茨卡亚（Galia Rybitskaya）、娜塔莎·怀特（Natasha White）、尼克·德梅斯特（Nick de Mestre）、杰西（Jesse）和莉萨·法恩斯托克（Lisa Fahnestock）、阿莱纳·米列瓦（Alena Mileeva）、尼娜·布斯洛瓦（Nina Butslova）、埃玛·科特查（Hema Kotecha）、威尔·麦克纳马拉（Will MacNamara）和娜奥米·伍德（Naomi Wood）。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在我母亲亚历山德拉（Alexandra）2010年去世之前，我和她详细探讨了这本书。她对这个构想非常热衷——她对大多数好玩、有趣、与众不同的事物都是这样。我希望她会为最终成果感到满意。我想她会的。我最亲爱的姐妹克洛艾（Chloe）和她的丈夫JB——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外甥女和外甥，吉纳维芙（Genevieve）和西奥（Theo）——自始至终都很了不起。还有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支持我的，我的叔叔约翰·埃默森（John Emmerson），以及罗伯特（Robert）和皮尔约·加德纳（Pirjo Gardiner），他们的公寓是安宁、高雅、文明的避风港。但我最深切的感谢要留给我的父亲。他把这本书里里外外读了个遍，我想他对这本书的认识已经超过了我。他似乎从未厌倦过一章又一章、一稿又一稿的审读工作——也可能是装作没有厌倦吧，至少他伪装得很好。我爱他，尊敬他，发自内心地感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