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构
不幸的是，国际机构并非造成这些令人难以承受的情况的唯一罪责者。
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贫富鸿沟日渐加剧的情况；穷人通常占一国人口的90％以上。
在这些国家中，贫富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中产阶级”来加以平衡。
就一国内部而言，全球化提供了那些懂得如何从中获利的人——通常是具有良好基础教育、聪明、灵活、有国外关系的人——一个庞大的市场机会。
但其他人呢？
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不够聪明、没有多少外来协助的人呢？
他们很快就被淘汰出局。
除此之外，当地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经常缺乏远见。
因此，如果我们不提50年前纳赛尔【注：纳赛尔（1918－1970），埃及总统，1952年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发动政变，1953成立埃及共和国，1956年当选为总统。
】掌政时期所推行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就无法充分了解埃及为何会出现目前这样的情况。
当时，这项政策获得农民一致的赞许，他们以为就此可以获得让他们过舒适生活的土地。
然而，当一个家庭拥有八到十个小孩，经过两代之后，每人最后分到的遗产不过是几小块土地而已。
这正是农村人口不断外流到城市的主要原因。
这些移民因缺乏教育，只能靠贩卖手工制作的小东西维生。
我走在街上，随时会听到各种叫卖：“女士，看看吧，才五毛钱而已！”
我们在开罗街头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东西：从盒子里跳出一只猴子、荡着秋千的洋娃娃、五颜六色的羽毛，擦鞋匠还会抓着我的脚要帮我擦鞋。
我贫民窟的朋友们也都是从尼罗河下游三角洲附近的“下埃及”逃出来的难民。
他们找不到比捡破烂维生以及拥挤地住在发出恶臭味的简陋屋子更好的出路。
如果我们的工作团队没有向他们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脱离困境的话，他们还会继续停留在同样的状态。
正是我们的工作成果动摇了开罗政府，它终于开始关注贫民窟人口，消毒整顿了街道、挖掘下水沟以及设立学校。
因此，我们绝对可以促使高层官员采取行动，改善那些原本对任何人都不重要的人的生活。
这有时牵涉到国家的面子问题，例如当一群受感动的外国人找到了其他人从未想到的解决之道时；许多时候则是因为这些“悲惨主义”的形象会对国家的“荣誉”造成负面影响，损及国家的国际声望，政府才会设法改善。
在这方面，媒体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