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是要在单行本圣经注释这个广大的范畴中，满足一个独特的需要。不是分论神学、文学结构、字义、学术史等多元性的问题，我们的焦点只是为经文提供背景资料。

或许有人怀疑，背景资料对于经文的诠释有什么重要？我们从本注释尝试提供的一切，究竟期望得到什么益处呢？指出关乎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的知识，并不能左右圣经的神学信息，这无疑是正确的。又有人说即使从历史和考古学，能够搜集证明圣经史实的一切证据──例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真实性──依然无法证明它是出乎神的策划；然而神的干预，正是圣经作者首要强调的重点，这说法也没有错。若是如此，我们又为何要花上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试图了解以色列的文化、历史、地 理、考古背景呢？

护教并非本书的宗旨，虽然其中的资料肯定一部分有助于护教的讨论。主导我们如何挑选和处理材料的，却不是护教的动机。反之，我们的目标是试图阐明以色列的文化和世界观。为什么呢？作为信心的社群，我们研读圣经时，是希望尽可能从经文中抽取神学的内涵。这样做的结果，是人往往将神学的意义，读进其细节之中。倘若不晓得以色列人的思想方式与我们有何不同，我们会倾向把自己文化上的成 见，以及固有的视角和世界观，读进经文里面。由于古代近东世界经常有作为以色列文化之窗的功用，它就变得十分重要。本书很多时候，能够在以色列和古代近东的思想方式上提供理解，使圣经的诠释者能够避免作出错误的结论。譬如一旦明白了火柱、阿撒泻勒之羊、乌陵和土明与古代近东在文化上的联系，我们就能从崭新的角度，了解这些事迹的神学意义。

指出事物之间的类似时，我们并不受严格划分之时代所桎梏。我们固然深知公元前第二千年纪中期乌加里特镇（Ugarit）所出现的文化因素，与公元前第一千年纪中期以色列人的想法可能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我们的重点往往不过是表明某些思想或概念，是存在于古代近东的文化之中而已。这种思想有可能代表古代世界之文化基体的一些层面。我们将之提出，只是作为古代世界想法的例证而已。然而这种资料必须谨慎运用，因为我们不能假定它在古代近东是均一的，不会随着时代、地点或人种的差异而变迁。正如在今日若奢言“欧陆文化”，而不知意大利人和瑞士人等等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就是愚鲁的行为。我们一方面设法顾及这些因素，但另一方面亦不会对所提供的资料作出严格的限制。

眼前的问题，不是以色列人有否从邻邦“假借”了什么。我们不是要发现文学的传播途径，也不觉得有必要证明以色列人对某个文献有所认识，因此引用了类似的主旨。我们又避免使用“影响”、“冲击”一类的字眼，来形容资料的共享。理由是我们不过将这些因素，视为古代近东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相同的文化遗产可能反映

在不同的文献中，但以色列不一定对它们有所认识，也未必曾受其影响。这些都不过是共有的文化基体的一部分而已。神启示的必须步骤，是祂纡尊降贵，俯就我们的人性，用人熟悉的语言和譬喻自我表达。祂多方采用当时文化的元素，有时稍加改变而应用，有时甚至全面转化、改革，来成就祂的旨意，是丝毫都不令人意外的事。实际上，若情况相反才是出乎意料的。约定俗成的惯例和理解，是沟通不可或缺的条件。提到“日光节约时间”时，我们会假设对方知道这个完全属于今日文化之常例，无须解释。来自没有习惯这样提早钟点之时代或文化的人，听到这句话自然会摸不着头脑。要在熟悉我们的文化之后，他才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亦须如此，才能了解以色列的文献。如此，要明白割礼对以色列的意义，明白其古代近东的形式是很有帮助的。要体会献祭对以色列的含义，比较并对照它在古代世界的含义，亦很有助益。虽然在这方面寻求知识，有时会导致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固守无知却不能否定这些难题的存在。况且这些新知识，通常都能产生正面的结果。

有时提供的资料，只是为了满足求知欲。但身为教师的我们，发现我们一大部分的责任，就是培养学生对经文产生求知欲，然后设法满足他们这一需要。该过程往往都能使圣经世界活现在我们面前，帮助我们成为明察秋毫、见闻广博的读者。条目中的说明资料，不一定是要帮助人诠释经文，它的作用可能不过是提供与诠释该段经文有关的数据而已。例如约伯记三十八章注释中所提到的关乎古代近东创世史诗象喻的资料，并非暗示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来处理约伯的思想。这些数据不过用作比较而已。

本书的对象是非专业人士，而非教育界或学术界。如果每段资料我们都要加上脚 注，以方便学者参考资料，求证于原著的话，本书就变得过分详细，得分为多册印行，不合原来的对象──平信徒之用了。不提资料所出自的期刊或著作是很痛苦的事，我们谨此向诸位学者致歉，并且盼望有限的参考书目，能够引导有兴趣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