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年）是法国著名的神学家、牧师和律师，宗教改革时期最重要的改教家之一，在瑞士日内瓦实践改革。他27岁就一鸣惊人，但却一生敬虔、谦卑。神使用加尔文建立了完整、清晰的信仰体系，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改教运动，引导教会回归真理。加尔文的思想，成为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改革宗（Reformed Church）、结盟宗（Huguenots）和清教徒（Puritan）的神学基础，今天大多数福音派教会的信仰和神学都源出于此。

《基督教要义》凝聚了加尔文思想的精华，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23年增订了五次，1559年最终版是1536年第一版篇幅的五倍。此书按照《使徒信经》的结构分为四卷，分别探讨圣父、圣子、圣灵和教会，构思恢弘、论述清晰、行文流畅、节奏明快，几乎每句话都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涵盖了所有的神学领域。《基督教要义》继承了大公教会的属灵洞见，并且全面系统化，有力地坚固了圣经的权威，阐明并捍卫了核心教义，使改教运动得以巩固、继续和深入。

1509年，约翰·加尔文出生于法国的努瓦永（Noyon）。这里是当地教区总教堂的所在地，他的父亲在天主教会任职，被贵族人士尊重。因此，加尔文虽然出身平民，却从小与贵族子弟一起接受了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哲学和法律，1534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535年，加尔文放弃既得利益、参与宗教改革，遭到法国政府的通缉，从此终生流亡国外。1536年，27岁的加尔文因出版《基督教要义》而一举成名。同年受聘于日内瓦做牧师，协助宗教改革，但1538年即遭市议会驱逐。1541年，他被请回日内瓦，此后虽然屡遭反对，但一直定居在日内瓦，组织日内瓦教会、建立日内瓦大学院。

在一些敌对者的传说中，加尔文是一个残酷对待异端的独裁者，冷酷无情地统治着不幸的日内瓦，似乎能在这个城市呼风唤雨。但实际上，加尔文只是一个寄居的难民，并没有政治权力，而是以神学和法律知识帮助日内瓦议会和教会制订法规和制度，只能坚定而柔和地劝人依法办事。当时日内瓦的人口分为三个等级：1、公民（Citoyen），本地出生，有投票权与被选权；2、居民（Bourgeois），有投票权，但不能进入小议会；3、寄居者（Habitant），没有投票权和被选权。加尔文和其他难民一样，都属于寄居者。1555年，日内瓦因经济危机而放宽了移民政策，加尔文才有机会于1559年成为居民，但直到去世都没有获得投票权。作为一位随时可能被解聘的牧师，加尔文的房子和家具都是市议会的。

但这位清贫、谦卑的加尔文，却是继马丁·路德之后最伟大的改教家。他对日内瓦的影响力并非根据正式的法律地位，而是根据属灵的权柄。神借着各种机会，把大批欧洲改教难民聚集到日内瓦，他们又把加尔文的思想传播到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匈牙利乃至欧洲各地。最终，加尔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教会，波及整个欧洲的思想界，对政治、经济和科学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推动了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在许多方面塑造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态。

加尔文一生著作等身，包括《基督教要义》、圣经注释、圣经讲章和其他著述。其中《基督教要义》是他神学思想的系统阐述，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理解《基督教要义》（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这个书名的含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本书的主旨。

「要义」的原文是「Institutio」，在当时的拉丁语境下，意思是「教导、指南、指导」，当时许多拉丁文作家都喜欢使用这个词作为书名。而「基督教」的原文是「Christianae Religionis」，在当时的拉丁语境下，既可以理解为「基督宗教」，也可以理解为「基督徒的敬虔生活」。加尔文在书中常把信徒称为「敬虔之人」。因此，《基督教要义》可以理解为「基督徒敬虔生活的指导书」，而这正是本书的主旨。

基督徒的敬虔生活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加尔文的主要著作是四十多卷圣经注释，在开始这个庞大的计划之前，他打算用一本导论来讨论圣经中的一些重要主题，使信徒在研读圣经时可以预先了解，他也不必在注释中展开大段讨论。因此，《基督教要义》相当于加尔文一系列圣经注释的导论，而此书的四卷结构，与他首先进行的《〈罗马书〉注释》密切相关。作为导论，加尔文很少大段引用经文。当他引用许多经文的时候，通常是因为论敌使用那些经文攻击他。加尔文坚持简单、字意的解经原则，拒绝利用寓意解经来证明教义。

本书最初写成的时候，法国对宗教改革一面严厉迫害、一面试图谈判，态度前后矛盾、举棋不定，而改教者们则盼望能有一个稳定而开放的宗教政策。因此在序言中，加尔文将本书作为改教者的信仰告白，献给法王法兰西斯一世，陈明宗教改革的基本信仰。

1. 认识神。加尔文在第一卷一开始就指出：「几乎我们拥有的一切智慧、我指的是真实与正直的智慧，都包含两个部分：对神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他指出：没有对神的认识，就没有对自己的认识；而只有对自己有准确的认识，才能准确地认识神。马丁·路德所关注的是作为救赎者的神，但加尔文不但关注神是救赎者，也关注神是创造者。只有认识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知道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对这个世界拥有主权，才能正确地理解教会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个思想也成为科学起源超功利的动机，虽然科学的成果后来被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奠基者们的目的却并非为了征服或利用这个世界，而是借着研究这个世界，看到神的智慧和荣耀。

2. 认识人。加尔文在第二卷一开始就指出，人的欲望、感受、理性和意志都已经全然败坏。与人本主义哲学家不同，加尔文从不讳言人性中的罪，他说：「几乎在每个时代，当有人以最动听的话语公开地赞美人性时，便会大受欢迎。然而，不论这叫人自我满足的赞美如何堂而皇之，却仍然只是自我陶醉罢了。」世俗的哲学家强调自由意志，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智在人性中居支配地位，意志有能力选择理智认为正确的决定，所以下意识地以为「应该就意味着能够」。但加尔文阐明了《罗马书》中的观点：人的意志实际上是被捆绑的，意志在理智之前就先行作出了选择，理智只是为意志的选择寻找理由。堕落之人的动念并不受理智控制，因此在这个层面上，人并没有自由意志，不能主动选择善。人的动念形成意愿以后，可以经过理智的计算与权衡，在不同的可能性之间自由做出选择，但实际上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加尔文所指人性的全然败坏，是指人的灵魂已经不能清楚地认识属天的事情，但神因着普遍恩典而赏赐的科学、艺术、政治、经济等才能，人并不可以忽略。

3. 预定论。加尔文的预定论广为人知，但我们要真正认识预定论，还必须了解他讨论这个问题的语境。加尔文在第三卷谈到预定论之前，先用了五章的篇幅论述基督徒敬虔生活的特征：操练舍己、背负十架、默想永世（第六至第十章），接着又用八章篇幅论述称义与恩典（第十一至第十八章），然后又论述了基督徒的自由（第十九章）。在这种语境之下看预定论的主题（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章），似乎有些逻辑矛盾。既然神已经预定，基督徒何必每天殷勤操练舍己、背负十架、默想永世呢？实际上，加尔文在论述了恩典、称义和基督徒的自由之后，才进入预定和拣选的主题，是为了强调神的怜悯与恩典。人的得救取决于神无条件的恩典，与人的行为与品德没有关系。基督徒的自由建立在神预定的基础上，信徒效法基督、过敬虔的生活，正是出于在自由中对神的渴慕，是被预定者对神白白恩典的回应。大公教会的传统是奥古斯丁的观点，即人自身在道德上是无力的，必须完全依靠神的恩典，但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家们却普遍接受了半伯拉纠主义的看法。加尔文回到奥古斯丁的立场，并且进一步教导双重的预定论，认为没被拣选之人的被弃绝，也是神的预定。

4. 预定论的影响。在历史上，预定论并没有像人所想象的那样，带来消极宿命的生活态度，反而成为积极行动的动力。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17世纪早期欧洲的经济精英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因为加尔文的预定论和呼召观念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资本主义精神。预定论认为：信徒不是因其行为而得救，但行为却是他们得救的结果和印证，重生生命的记号，必然会通过好行为表现出来，也就是努力工作、生活节俭、尽量施舍。另一方面，每个人今生都有神所呼召的生活方式，因此无论地位高低，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事奉。这样，所谓世俗的工作、包括做家庭主妇，都可以为神而做，而不是养家糊口或自我实现的手段。

5. 教会观。在宗教改革的时代，加尔文必须面对天主教和重洗派两种不同的教会观。为此，加尔文在第四卷首先强调了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区别：通过强调无形教会，与天主教把教会等同于地上建制教会的观念相区别；通过强调有形教会，与重洗派把地上无建制的教会看作天上教会的观念相区别。加尔文认为，地上真教会的基本特征是：「我们在哪里看见神的道被纯正地传讲和听从，圣礼根据基督的吩咐被施行，我们就不可怀疑，那正是神的教会。」因此，有形教会并非完全由重生悔改之人所组成，其中也可能有不属于无形教会的挂名信徒。针对重洗派的教会观，加尔文也特别强调有形教会的组织秩序和不同职分的必要，他指出，教会秩序和不同职分的设立，是神的话语得以在教会中掌权的途径。圣灵的带领可以借着教会的秩序及传统体现出来，而当教会的秩序得到保证时，真理之圣灵的工作才能被充分地显明出来。

6. 政府观。《基督教要义》以给法国国王的信作为开始，以「政府」一章作为结束，把政治的主题变成神学的一部分。当时的反对者将宗教改革刻画为推翻政府的运动，所以陈述积极的政治观，对于为改教辩护、捍卫教义，是十分必要的。加尔文认为，教会负责属灵的国度，以属灵的教导及劝诫为主，没有以刀剑施行惩罚或管教的权柄；而国家则负责社会的秩序，以强制手段执行法律为主。教会不能逾越属于政府的事务，政府也不能干涉属于教会的事务。但政府与教会对于帮助信徒继续存留在基督的恩典中，都有重要的作用，彼此应当是互补的。加尔文把政府的功用与自然法、特别是十诫联系起来，认为政府有两个基本的功能。首先与十诫的第一块法版有关，政府应当「以促进宗教敬虔为首要义务」，不仅有责任保护教会的正当聚会，同时也有责任维护纯正教义。其次与第二块法版有关，政府有责任维护社会的公义、和平与秩序。对于重洗派来说，一个有罪的政府只可能有第二方面的责任，而不可能有第一方面的责任。而加尔文认为，政府的法律应当建立在神的话语基础上，至少与自然法不冲突。为此，教会、特别是牧师群体有教导官员、甚至协助立法的责任。反之，政府官员则有保护教会，甚至协助教会铲除异端的责任。

7. 民主体制。加尔文在教会所推行的民主选举，不但改变了教会的组织形态，也影响了近代西方民主体制的建立。加尔文认为，保罗和巴拿巴选立长老的方式是由这两位使徒提名、各教会的会友投票（徒14∶23），这是希腊人选举的方式。同样，罗马历史学家陈述召开大会的主席「选了」新的官署，其实是指负责收取并公布会众所投的票。而天主教对这节经文的解释是：那些教会的长老是两位使徒指定的。加尔文接受当时各种政府形态，但最喜欢的政体是「贵族政治，或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混合」，因为人全然败坏，所以需要多人共同统治和彼此纠正。在加尔文所在的日内瓦，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都体现了这两个原则。加尔文反对暴力革命，并劝勉信徒，当政府顺服神时要合作，当政府逼迫信徒时要忍耐。但地方官员却有反抗暴君的义务，因为他们有神所赋予的责任，应当捍卫人民的自由，发挥合法的作用。1572年法国当局对胡格诺派的圣巴多罗买大屠杀之后，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们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反抗理论：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反抗屠杀其公民的君王，因为这是每个人生来就被赋予的基本权利。正是这种在神学上对反抗暴君之正义性的阐述，后来演变为每个人拥有其天赋人权的政治概念。

《基督教要义》的论述方式，使那个时代的读者受到一股清新文风的冲击，尤其是法文版表述清晰，让当时没有受过学术训练（即拉丁文训练）的人也能读懂。他的这种论述风格，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方法。人文主义的论辩（Rhetoric，亦可译为修辞、雄辩、教化等），是一种「感化的艺术」，而不是「逻辑的论证」。前者重视人是有情感的存在，后者则单纯把人看作理性化的存在。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从繁琐的教义回到圣经，从亚里士多德的思辨逻辑回到福音书中的日常语言，从理论的思辨变成处境化的对话，用「对人的关切」取代了经院哲学「对理论的关切」。

当时加尔文面对两种论述传统，一种是柏拉图-奥古斯丁的传统，一种是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传统。加尔文更多地使用了柏拉图的方法，他的写作与其说是在构建一个理论体系，不如说是在与读者对话、在对话中感化读者。《基督教要义》好像是在与两种人进行对话：1、哲学家，包括当时的经院哲学家和古代的哲学家；2、敬虔的人，也就是所有想阅读或研究圣经的信徒。加尔文的修辞，首要目的不是语言的艺术性，而是感化（persuasion）读者，也就是直指人心、激发灵魂，点燃心灵之火，推动人的行动。为了达到感化的目的，加尔文采用了两种方式：因人施教（decorum）、刻意适应听众，以及寓意或形象表达（figure）。加尔文的说服力更多地不是出于逻辑推理，而是出自于他的情感。他的辩证通常使用形式逻辑三段论的省略式，让读者自己补上前提，使他们更容易被说服。

虽然这部《基督教要义》篇幅巨大，不少地方在现代读者看来有些冗长，但加尔文却自称文风简洁。的确，本书并没有空洞的废话，反而带着很强的紧迫感，有时甚至像在演讲。偶尔违背简洁原则的地方，往往是在称赞或斥责的时候，大量使用了感情色彩很浓的形容词和副词。但加尔文并非是用咒骂代替辩论，而是律师加强语气的习惯，典型的人文主义特征。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所表达的思想，一方面为宗教改革建立了神学基础，另一方面也在欧洲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塑造了数代人的信念与行为。但加尔文并不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在日内瓦唯一的身份就是牧师，除了每周四、五次的讲道之外，主要工作就是写圣经注释，追求如何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信徒，指导他们过敬虔的生活。然而，他的思想却因着信徒生命的更新，在教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着加尔文主义的产生，在西方社会进入现代的初期，基督教不但没有被世俗化，反而塑造并形成了社会文化。

加尔文所处的时代，与今天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五百年前，人本主义兴起，欧洲面临重大社会变革，外忧内患、人心浮躁，传统崩析、社会混乱。而改教运动则外有逼迫、内有争论，失去明确方向，面临生死存亡。五百年后的今天，人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极致，后现代思潮和世俗化倾向席卷世界，各国都面临全球化的危机和变革，人心浮躁、社会动荡，边缘价值主流化、主流价值边缘化。而教会也是外有逼迫、内有纷争，各种异端纷纷兴起，解经原则混乱不堪。许多教会真理根基薄弱，被后现代主义掳走；许多信徒灵命肤浅，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有些人高举经历、轻视教义，有些人却空谈神学、忽视生命；有些人敬虔有余、真理不足，有些人却热衷争辩、不见谦卑；有些人严肃过头、爱心冷淡，有些人却热情过度、罔顾制度。更有少数人不学无术，却盲目自大，把反智当作属灵，对大公教会的属灵经验和教训惊人地无知，一面藐视传统、自诩高明，一面重蹈覆辙、白走弯路。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日教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答案都在神的话语里，并且已经被加尔文清晰、简洁地总结于《基督教要义》之中。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福音派领袖之一巴刻（J. I. Packer）曾说，他每次阅读此书，都会感到新奇与惊讶，因为他经常发现，那些似乎最近出现的异端，原来早已被加尔文深刻地批判过了。在后现代思潮日益侵蚀教会之日，这部跨越时代、历久弥新的经典，可以帮助今日教会回归正确的信仰方向，应对各种后现代乱象；不但能澄清属灵的真理，更能坚固属灵的生命，帮助我们按照圣经操练敬虔、平衡的属灵生活，善用今生、盼望永恒，在这世代中作明光照耀的见证。

由于《基督教要义》卷帙浩繁，长期以来，中文只有一份1955年的删节本（徐庆誉、谢秉德翻译，章文新等校阅，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5年出版），以意译为主，对于现代读者也不够通俗。2017年的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修订版（钱曜诚等译，孙毅、游冠辉修订，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出版）是第一个比较完善的中文全译本，但仍有许多不太准确之处，意译部分也未能体现原文论述的力量。为此，我们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2019年11月开始，根据公认最权威的1960年英译本（Ford Lewis Battles根据John T. McNeil编辑的1559年拉丁文版本英译，Westminster John Knox出版社1960年出版）重新翻译，预计在2024年底制作成朗读版，盼望所有的华人信徒都可以从大公教会的属灵遗产中得着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