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阅读雪莉·杰克逊，宛如头皮被削掉
记得年轻时和朋友们高谈“东西方恐怖故事”的异同。我们当时都觉得西方的惊悚故事只是恶心，并不吓人，真正让我们脊背发凉的是东方的恐怖故事。举例而言，西方的血腥故事多发生在孤岛、邮轮或者偏僻的汽车旅馆里，被吓了一跳后，读者心想：只要我不去那些地方就没事了。然而东方的幽灵多出没于学校、家里的厕所，甚至午夜客厅里的电视，看完鬼片之后，几天不敢去上厕所都属正常反应。
读了雪莉·杰克逊之后，我明白这种笼统的归纳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位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惊悚作家，擅长书写的就是日常的恐怖。拿大名鼎鼎、至今任何美国最佳短篇选集都不敢遗漏的名篇《抽彩》来说，故事讲述了某个新英格兰村庄一年一度的抽奖盛会。每到这天，全村人都激动不已，尤其是小孩子。主持抽彩的萨默斯先生遵循着代代相传的古老传统，抽奖所用的黑箱子因为历史悠久而备受尊敬，不得随意替换。到了抽彩前一晚，萨默斯先生会制作好所有纸券，并且锁在保险箱里。到了仪式当天，他会慎重地叫响每一家男主人的名字来抽纸券。正如刊登作品的杂志《纽约客》的编辑所言，读到这里的时候，读者还以为这些村民在盼着能抽中一台洗衣机或电冰箱呢。然而，等哈钦森太太最终抽到了标记过的纸券时，村民们步步逼近，把她团团围住，每个人手里都抓满了石头。
1948年6月26日这一天因为《纽约客》刊登《抽彩》而被载入文学史。小说一经刊出，杂志编辑部在随后的数日内收到了三百多封读者来信，这是连《纽约客》这样的大刊也从未有过的。但这些信件多在表达愤怒和不满：小说里呈现出的野蛮和暴力让读者感到错愕，他们进而质疑杰克逊的写作居心。
直至今日，《抽彩》仍作为短篇典范被收入美国高中课本和大学英语系讲坛，各种全美最佳短篇选集都不敢遗漏此篇。然而，关于这个作品究竟在表达什么的讨论从未平息。
从文本层面看，拿石头砸死人的惩罚方式无疑源自《圣经》，最终抽中“彩券”的哈钦森太太也与因挑战教会权威而被逐出波士顿的安妮·哈钦森同姓，不少学者据此认定小说在暗示新英格兰地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女巫审判案”。杰克逊的丈夫海曼是犹太裔文学评论家，他坚信《抽彩》影射的是当时刚过去不久的犹太人大屠杀。对小说感到震怒的读者多半来自故事设定的新英格兰地区，他们不相信自己所在的“文明之地”还残留着如此原始暴虐的习俗。
雪莉·杰克逊本人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但因为《抽彩》掀起的风波太大，她不得不在小说刊登一个月之后，于《旧金山纪事报》上做出简短回应：“我很难解释我希望通过故事传达什么。我想，把一项古老而残暴的仪式设定在当代，设定在我居住的小镇，是希望让读者通过这高度戏剧化的一幕，看到他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无意义的暴力和非人的行为。”
美国著名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曾说，读到好诗会有“头皮被削掉”的感觉。借此形容阅读杰克逊小说的感受，再恰当不过。杰克逊的世界常常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里，普通人忽然跌进了人性的深渊，乌云盖顶，暴雨将至。新英格兰村镇是杰克逊故事常见的发生地，美国人通常都对乡村——尤其是新英格兰的乡村——抱有浪漫化的想象。那里的人善良、老实、虔诚、乐于助人，不像城里人那样一切唯利益至上。然而，在杰克逊的小说里，她无情地揭露出这些美好的表面下隐有的“恐怖”：《抽彩》中，村民对集体的暴力如痴如狂；《度夏的人》里，从纽约来的夫妇最终发现乡下人的友善和亲切都是因为他们给村里带来了生意；《邪恶的可能》或许是这一主题下最极致的展现：世代居住于此的老太太表面上关心邻里，也受人尊敬，但私底下会定期给镇上的人写匿名信，指责尚不知晓丈夫出轨的妻子愚蠢，告诉一个年轻的父亲别做梦了，他的孩子就是弱智无疑，对一个即将动手术的邻居说“就算手术刀不小心划错了地方，伯恩斯医生还是会从你侄子那儿收到手术费的！”……老太太写这些信不是为了发泄，而是因为她感到自己有无上的责任去维护所在小镇道德上的“干净”。这样把人性阴暗面剖开给人看的作品，无疑会引起读者的不安，我们甚至会怀疑世间的所有善意：行善的人是真的善良，还是因为社会规范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或许，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勇气扪心自问。
杰克逊作品的另一大主题是亲密关系中的压抑、欲望和盲目。在《一念之间》里，妻子无意中瞥见烟灰缸，忽然冒出拿这个烟灰缸砸死丈夫的“怪念头”，之后，在多年来不尽如意的婚姻生活语境之下，这个本来莫名其妙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合情合理”；《史密斯太太的蜜月》可以说是“蓝胡子”民间传说的现代变奏，小说真正惊悚的地方不在于这个新婚妻子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可能是报纸上刊登的连环杀妻案的真凶，而是这个妻子根本无从证实丈夫是否清白。每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看起来都像报上登的那个人，而这种事当然不能直接开口问丈夫，再说，就算她在丈夫的衣服口袋里偷偷摸出一把小刀，又能说明什么呢？《回家吧，路易莎》有着亲子关系中最令人心寒的一幕，路易莎出走多年之后回家，本以为父母会喜极而泣，热情相拥，没想到父母怀疑自己冒名顶替来骗赏金。路易莎说自己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因为报纸多次报道这一失踪案，所有骗子都能答出所有的生活细节。最终，路易莎放弃了。亲生父亲在离别前塞给她“回家”的车钱，还说，“我希望有一天，有人会为我们的路易莎做相同的事”。
杰克逊的小说世界“心魔”密布，在现实生活中，她的命运也符合记者露丝·富兰克林于2016年出版的传记的标题《雪莉·杰克逊：备受折磨的一生》（Shirley Jackson: A Rather Haunted Life）。
雪莉·杰克逊1916年12月生于美国旧金山，父亲是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母亲是野心勃勃的建筑师之女，后者把自己的世俗欲望都转嫁到女儿身上，希望把女儿培养成上流社会的名媛，没想到杰克逊生性内向害羞，不仅长相普通，还把自己吃得胖胖的。即便当杰克逊以小说独步文坛时，母亲还会打电话指责女儿怎么可以把自己胖乎乎的“丑照”给记者登在杂志封面上。这样的母亲形象很像杰克逊笔下沉溺自我、从未真正“看见”孩子的父母。在雪城大学就读期间，杰克逊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斯坦利·埃德加·海曼。海曼和杰克逊所建立的婚恋关系颇似萨特向波伏瓦提出的“实验”，海曼希望继续在婚外和其他女性发生关系，而且会向杰克逊“坦白”交往的所有细节。婚后的海曼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和杰克逊一样也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大学任教，然而杰克逊不仅要目睹他和其他女同事乃至女学生的一笔笔风流账，还要在很长的时间内独力挣钱抚养四个儿女，并承担所有家务。杰克逊和丈夫所生活的大学城本宁顿是个非常保守闭塞的新英格兰小镇，一如她的虚构世界。杰克逊夫妇经常在周末举行文学派对，座上宾包括《看不见的人》的作者、著名的非裔作家拉尔夫·艾里森。然而，他们的自由派观念和作风违背了当时“白人至上”的社会规范，之后，杰克逊更因为女儿的教育问题跟学校老师起冲突，没想到学校不仅偏袒这位常年体罚并羞辱学生的教师，而且当地的报纸和邻居还嘲笑杰克逊“小题大做”。这之后，杰克逊索性闭门不出。
可以想见，生活中腹背受敌的杰克逊很早就身心俱疲，她常年吸烟的习惯导致了慢性风湿、关节疼痛、乏力、头晕等种种健康问题，她也因为焦虑症而求诊于心理医生。医生开给她的巴比妥类镇定药物在当时被认为是安全无害的。出于控制体重的需要，杰克逊还定期服用安非他命。叠加的药物使用和成瘾不仅没有缓解她的焦虑症，还加速了她身体的衰竭。1965年，杰克逊在家中午睡时，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48岁。
虽然杰克逊多舛的短暂人生不应成为对其作品要旨的全部解释，但是当同时代的读者指责她的作品太过极端、扭曲，乃至邪恶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看清那些读者的盲目：对当时女性和少数族裔所遭遇的困境，对正笼罩全球政局的“冷战”和“越战”，以及对作为根基的人性阴暗面视若无睹。
因为英年早逝，雪莉·杰克逊生前仅出版了《抽彩》这一部短篇小说集。但在过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包括她的丈夫、儿女，以及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人为其编选了不同版本的短篇集，杰克逊作品的文学价值也随着时间的淘洗有增无减。国内此前主要译介了《抽彩》这一部短篇集，不足以让读者了解到这位美国重量级小说家丰富的短篇成就。
本选集首先收入了杰克逊受到学界激赏的作品。她有四则短篇入选《美国最佳短篇年选》，分别是：《来与我共舞在爱尔兰》（1944）、《度夏的人》（1951）、《有花生的寻常一天》（1956）、《睡衣派对》（1964）；另有三则短篇获重要文学奖：《抽彩》（1949年获欧·亨利奖）、《回家吧，路易莎》（1961年获爱伦·坡奖）和《邪恶的可能》（1966年获爱伦·坡奖）。其次，我参考了市面所有英文版短篇选本的重合度，阅读了能够找到的杰克逊的所有短篇，选出了我所认为的完成度最高的短篇小说。举例而言，杰克逊在大学期间发表的第一则短篇《詹尼斯》，虽然因其重要的传记意义而被收入各个选本，但因为《詹尼斯》文笔尚显稚嫩，小说的情节尚未铺开就匆匆收尾，所以我没有收入这一选集。当然，我的主观选择必定会造成一些沧海遗珠，但仍期望这个选集能够引起大家对这位短篇大师的兴趣，愿意探索她更多的作品。
非常感谢出版方上海明室的策划，尤其是本书编辑孙皖豫老师，她指出了译稿中的诸多疏漏，给予及时的斧正，避免贻笑大方。需要指出的是，杰克逊喜欢在小说中（尤其是人名和地名）安插双关语，为了兼顾国内规范译名的要求和译文的流畅度，我无法对所有的人名和地名进行“意译”。译本在尽量保留最重要的象征意义的前提之下，难免有遗漏和妥协之处，一切过失都是译者的过失。唯独希望译本瑕不掩瑜，读者仍能享有好作品所带来的“头皮被削掉”的震撼感。
钱佳楠
2021年7月
于美国洛杉矶